工部与户部上言:“今天下兵马钱粮通盘打算,缺额至二百二十五万有奇,户部见存库银止一千有零耳。”
因为南明财政收支不抵,户部就变相加征。
甲申十二月决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给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纸”,合计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银五十万六千四百五十余两,道路哗然”。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搜刮百姓财物无孔不入,所得金钱却几乎从来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实政。除了豢养军队以外,财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供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于南京,马上“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皆不以节,国用匮乏”。
南明政府如此大肆搜括民脂民膏,地方军队更是形如强盗,南明之民心从此就已消失殆尽。
讽刺的是,南明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他那倾尽国力,耗资巨大所豢养的军队,在清军南侵的时候,一战未接,大部分都投降。
多铎初下江南的时候,投降的南明士兵就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清兵南侵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
以后陆续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又是几十万的军力,这些汉将为大清击溃南明政府、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南明重用这样一些无耻将领,想不灭亡也难了。
南明之灭亡
南明小朝廷的无能腐败可谓中国历史之最。
南明政府最大的失误在于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借虏平寇”。实行的是和大清共同讨贼,图谋划江而治的天真战略。
南明政府之所以会犯下这种战略性的重大错误,原因是因为自身的腐败无能、不思进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派林立,为争权夺利纷争不休。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之际。
弘光君臣看到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
五月二十七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
当政的文武大臣,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起义农民为敌,而对多次犯中原,这时已经“攘取畿辅等地”的清方则一味退让,在“借虏平寇”的如意算盘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
而军事方面,南明最为倚重的江北四镇中,二刘之兵皆“虚夸不中用”,惟高杰兵战斗力强。高杰凶悍桀骜,却毅然拒绝清肃王“大者王,小者侯,世世茅土”的诱降,疏请以己重兵驻归德,冒大雪,沿黄河筑墙,专力防御清兵,并联络河南睢州总兵许定国“以奠中原”,不料许定国暗通清兵,设计于酒后谋害了高杰,渡河降清,并引清兵至仪封。
就在清兵迅速南下,形势危急之际,拥有数十万重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发兵南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却公然提出:“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当时有人抗言:“淮扬最急,应亟防御。”马士英命令“有议守淮者斩”,朝议之后,竟诏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
史可法以南明国防大臣的身份督师一年多,却没有任何成果,既没练兵,也没防御,更没有趁大清和大顺交战之际收复失地,一味苟安,最后清军南下,一败再败,退守扬州,以身殉国。
不多久,南明弘光政权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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