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年河南大饥荒 (4-2)

　　今年86岁的吴枫老人，新中国成立以前，居住在洛阳偃师市邙岭乡省庄村，1942年冬，他也从洛阳乘火车向西逃难。他回忆说，当年洛阳火车站人满为患，到处黑压压的都是人。父亲把孩子的襁褓挂在脖子上，年轻一些的汉子背着年迈的老人，面黄肌瘦的小脚老太步履蹒跚，车站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的树全部都是白花花的一片，被剥光了皮，不时有孩子在树下对着大人的尸体高声哭喊，但没有人会停下来，“灾民看到火车就往上爬，因为人太多，车站的工作人员根本管不住。爬上火车的灾民，几乎都是坐在车顶，每到一站都会有人轰他们下车，甚至拿着木棒往身上打，但他们宁可被棒打，也不下车，下了车，还是会再次爬上去，有很多人被踩死在车顶。”

　　河南档案馆史料显示，洛阳火车站与南关为灾民聚集点，南关贴廓巷设“难民收容所”，负责救济难民转赴陕西，洛阳火车站还有“人市”。

　　“人市”：观音堂

　　老人小孩被遗弃

　　不幸被做成肉包子

　　对很多难民来说，上了火车，就像加入了一场随时都会殒命的赌局。但有一丝微弱的希望，至少比饿死要好。

　　汝州市小屯镇84岁关雄伟老人回忆道，父母当年在城里做生意，灾荒发生后，父母的布匹生意惨淡只能关门，到洛阳逃难。全家把所有值钱的家当都卖了，凑600元托关系买了3张火车票，但到了洛阳火车站才发现，难民把能挤占的地方都占了，买了车票，也只能坐火车顶。

　　火车顶上都是密密麻麻、饿得只剩皮包骨的难民，同时还有他们所有的“财产”：破席子、几件破棉袄和面黄肌瘦的孩子。火车开车时间遥遥无期，人们只有在车顶上等着，甚至大小便都在车顶上解决，因为生怕下了车，再也没有机会上去。

　　关雄伟亲眼看到一个老太太眼见自己的儿子爬上了火车顶，而有3丈高的火车厢她实在爬不上去，老太太恳求旁边一个汉子把襁褓中的婴儿抛向车顶上的儿子，但儿子站在车顶上不能自由动弹，小孩没接住，重重地落在铁轨另一侧的乱石堆上，死了。老太太只能凄恻嚎哭。

　　曾经担任三门峡市陕县党史办主任的刘全生也是这场大灾的幸存者。他回忆说，当时，自己所在的潭头镇桥上村，家门口到处都是讨饭的人，乞讨的难民走马灯似的一批又一批，背个大背筐，灰头土脸。当时村里有个小竹林，很多逃难的人，自知时日无多，饿得实在走不动，就逃到竹林里，就再也没有走出来。

　　观音堂镇是火车进入三门峡(当时称陕州)后的第一个站点。如今已在三门峡定居的85岁杨再兴老人，当年就是逃难到此处，一直在这里住了70年。他说，“能坐上火车的是极少数，多数都是推着独轮车，把值钱的东西或老人、小孩放在车上，大人推着，一天只能走一二十里地。从洛阳到三门峡不过300里，灾民通常要走10天。”

　　杨再兴回忆，灾民逃到观音堂，已筋疲力尽，观音堂当时也是出了名的“人市”，这里也是老人、小孩的遗弃地和生命的尽头。很多大人走到这里，已是饥寒交迫，趁孩子睡着，把孩子丢在地上，扭头就走，“这些孩子都被逃荒的灾民杀掉吃了，还有的拿去做人肉包子卖。好多难民吃包子时吃出指甲，才知道是人肉包子。”

　　遭炮击被撞死冤魂多

　　观音堂继续向西南行进，则是当时列车的另外一个重要站点——灵宝。杨再兴说，当时有些奸商，化装成难民，混在里面带鸦片、首饰，蒙混过关。为了放行，只能给国民党的车站盘查人员塞小费，这些人发了财，却苦了那些老实巴交的真难民。“检查”又成了国民党官兵谋利的手段。难民下车后都要经过无数次搜身，身上凡是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搜刮殆尽。逃到这里的难民，已是身无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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