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篆刻 考据学 乾嘉学派 下 (5-3)

以考据为特长的乾嘉学派，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训诂笺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对两千多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认真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涌现了更多的学者和著述。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书、丛书、类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都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成果。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一半以上的篇幅，综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分“经学、小学及音韵学”，“校注古籍、辑佚书、辨伪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及谱牒学”，“历算学及其它科学、乐曲学”等四部分，详细具体地总结了清代学者在整理古籍方面的成绩和贡献。虽然梁氏是就整个清代学者的成绩而言，但其中大部分成绩乃乾嘉时期所取得，读者仍可从中了解乾嘉学派在这方面的学术成就。

3.乾嘉学派中有许多严肃的学者，在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上，严谨踏实，一丝不苟，而且还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

乾嘉学派取得的学术成就与这样的治学态度、方法密不可分，而这样的态度和方法，也是其学术成就的一方面。乾嘉学者在治学中继承和发展了清初顾炎武提倡的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

乾嘉学派在治学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乾嘉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阮元等人，已将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大大推向前进，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方法，已具有某些近代气息。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训诂和词语研究中，已具有近代文法观念，以致当代语言学家吕叔湘在其《文言虚字》一书的序言中，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工作是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的继续。

历史局限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

从总体上看，其治学宗旨和治学内容仍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封建文化，这就注定了其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它的治学宗旨和特点，决定其治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其他封建文化典籍，它研究考证的问题，几乎全是书本上的问题，缺乏新鲜的、现实的实际内容，确有脱离实际的倾向。

乾嘉学派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是向后看的而不是向前看，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过于机械和烦琐，这是其最突出的弊端。由于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其治学方法是以考据为特点，一些乾嘉学者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越符合经书的本来面目。甚至认为对儒家典籍的注疏，也是唐胜于宋，汉必胜于唐。这种观点使他们观察和思考问题时，走上复古、佞古倾向。特别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者，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具有明显的复古，泥古毛病。

党同伐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这是乾嘉学派的另一突出弊端。乾嘉学派，公开打出汉学的旗帜后，以恢复汉学为己任，而排斥宋学。在清代坚持宋学立场的，也不屑与汉学家为伍。在整个有清一代汉、宋学之争，此伏彼起，一直不绝如缕。在汉、宋两派的对立斗争中，无论是汉学和宋学，都有很深的门户之见。

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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