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篆刻 考据学 乾嘉学派 下 (5-2)

董佑诚的《割圜连比例图解》，是在北京友人朱鸿处见到明安图的《割圜密率捷法》第一卷抄本以后，“反复寻绎，究其立法之原”而写成的。《割圜密率捷法》第一卷纳入“西士杜德美圆径求周诸术”，因此，董佑诚对于杜德美的π近似值当不陌生。然而，董佑诚在他的论文《圆径求周辨》中，却只字不提杜德美，反倒是口口声声刘徽，利用刘徽的“割圆术”和它的改良形式「今割圆术」，来证明阮元、钱大昕、钱塘乃至李锐的谬误。

学风传说

乾嘉学派的学风：立义必凭证据、援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剿袭旧说为不德，文体贵朴实简洁，辩诘不避本师，不出本题，词旨务笃实温厚等。

乾嘉学派与稷下学派的学风一阴一阳，互为极点。相较于“重行思而不离考证”的稷下学派，乾嘉学派的“重考证而不废行思”，虽然是清中期以后正式定型的，其源流却可远追秦汉；二者虽然定名相差千年，其各自的成型与共存，却已延续今古。

学术成就

古代舆车考据图

1、集历代特别是明末清初考据之大成，把中国古代考据学推向高峰，形成独具特点的考据学派。

清代乾嘉学派，以“郑学”为旗帜，以“汉学”相标榜。唐代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颇重字句训诂与名物考证。而且，此时注史之风甚炽，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颜师古的《汉书注》等，或明音义，或正史事，或详典制，均开史学考据之风。至宋代，虽然程朱理学盛行，但考据方法仍然不辍。诸如晁公武、陈振孙之考订图书，欧阳修、赵明诚考录金石，郑樵、王应麟考证文献，都取得突出成就。朱熹作为擅讲义理的大理学家，也并非不重视考据。他在校勘古籍，辨订群书方面，都有著述，特别是辨伪古文尚书，对后来的学术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明代虽然有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泛滥，但仍不乏考据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杨慎开启明代考据风，梅鷟、胡应麟考辨伪书，焦竑、陈第研究文字、考订古音，方以智考订方言俗语和官制。

这些学者的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直接开启了清初的经世实证学风。清初顾炎武等学者继承了明代学者的考据成果，并有鉴于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考察和博求实证的朴实学风，以这样的方法研究经学、文字音韵学和历史地理学，为此后清代的考据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开了先路，成为乾嘉学派的“不祧祖先”。继顾炎武之后，康熙时期又有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四书释地》；胡渭著《易图明辨》、《禹贡锥旨》；毛奇龄著《四书改错》；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姚际恒著《古今伪书考》，又有王锡阐、梅文鼎等关于天文历算之作。他们都专力于考据并分别在训诂经书、考释历史地理、考辨文献和天文历算方面做出成绩，成为乾嘉学派的直接先驱。乾嘉学派正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特别是清初学者的考据成果与考据方法的基础上，把考据学发展为独立的学派。

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总结，使丰富的文化遗产赖以保存，并为后人阅读、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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