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古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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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篆刻 考据学 乾嘉学派 上 (5-4)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清代之前,旧有的学术研究长期致力于对于古代经典的阐述,处处讲求微言大义,而对于经典本身的真伪却不闻不问。至清代时期,古代的“疑古”学风达到一定的高度,学者在梳理旧有经典过程中,证实了很多被前辈学人奉为圭臬的经典为前人伪作,开一代学术疑古之风气。他们对古代经典的细心整理,为后来学者的学习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微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全套的需要说明解决时,就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考据愈细愈是无有物恶果。主要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兴盛时期

中国清代的学术,称汉学、朴学、考据。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名。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

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此风自清初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阐,至惠栋、戴震、钱大昕而张大其说,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遂臻于极盛。这一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长于考据,这是清代汉学家朴实力学的传统。但清初汉学兴起之时,有浓厚的反理学内容及反民族压迫的思想,而考据只是借以通经致用的手段。

顾炎武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理学,进而主张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目的就在于“经世致用”。顾氏之后,此风渐趋蜕变。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下,更是远离社会现实,止于训诂考据。因此,乾嘉学派是清初之学的倒退。清初,为确立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在文化上也推行了极为酷烈的专制政策(见文字狱)。在文网罗织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惟有埋头考据,才有立锥之地。然而就其为学的特色及其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言,乾嘉学派又是清初之学的发展。这一学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必然结果。清初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乾嘉汉学,则以专精而扬其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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