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古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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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篆刻 考据学 乾嘉学派 上 (5-3)

杜宾根学派的《圣经》考据学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的传统信条、教义以及对产生信仰唯一来源的《圣经》的信心。在对早期基督教会史和《圣经》的批判研究中,杜宾根学派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神学派别,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它把基督教历史中记录的所有奇迹都作为人类本身的思维创造,当作一种人为的伪造而彻底摒弃。从而恢复了早期基督教的真实面目,奠定了研究早期基督教会史的科学基础。

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为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对于考据学,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

三、乾嘉学派

历经由来

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清代文字狱盛行,研究前朝或当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梁启超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到了学派发展的全盛期时,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为考证而考证,饾饤繁琐。当时的杰出之士,亦以之为忧。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后的士大夫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

嘉庆元年,焦循亦指出:“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焦循还致书刘台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

嘉庆十九年九月,段玉裁致书陈寿祺,认为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

主要特征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并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吴派学者惠栋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多指责清代汉学家“离经叛道”,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

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认为是清朝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危险,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时至清代初期方专业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甚至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乾嘉时期学人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至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影响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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