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下 (5-1)

姚鼐

姚鼐（1732年—1815年），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清史稿·姚鼐传》说：“鼐工古文……所为文高洁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穗，而控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姚鼐的文学主张的核心是“义理、考证、文章”兼长相济说，理由是唯此才能根除作者的“寡闻浅识”，过分地强调“言义理”、讲考证，从而使文学创作达到“文之至美”的境地。他进而从古文创作诸要素的客观要求出发，提出为文的“八字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又从“文之至美”出发，从美学的角度，阐明了“阳刚、柔美”的风格论。可见姚鼐的文学理论，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他在直接继承与发展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的桐城派文论的同时，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的经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总结，故“其论文比方氏更精密，所以桐城文派至姚氏而始定。”

姚鼐的门人以梅曾亮（1786年—1856年）、管同（1780年—1831年）、方东树（1772年—1851年）、姚莹（1785年—1853年）为著名，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说：“四人者为高等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

梅曾亮

梅曾亮，字伯言，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在姚门四大弟子中，梅曾亮是最短于考证和少谈义理而自认为“稍知者独文字耳”（《答吴子叙书》）。在《赠汪写园序》中，就强调“宁自居于文人之畸而不欲以功名之庸庸者自处”，“决其一而专处之”。在强调文学独立性的基础上，他指出了文学的特性在于“合乎古而乐乎心”（《复邹松友书》）。所谓“乐乎心”，就是指文章能使人产生一种快乐愉悦的情趣。所谓“合乎古”，其实质就是“能得其真”（《朱尚斋诗集序》）。他在《杂说》《黄香铁诗序》《太乙舟山房文集序》《吴笏庵诗集序》等文中反复强调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得其真”；而“得其真”的关键在于“肖乎我”，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方东树

方东树，字植之，安徽桐城人，有《仪卫轩文集》《昭昧詹言》等，他是桐城派的忠实继承者。在道统方面他极力宣传程朱理学，著《汉学商兑》以反对汉学，声称“余平生读书，惟于朱子之言为独契，觉其与孔、孟无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子抵触者辄恚恨。”（《汉学商兑》三序）因此，他在论文时标榜程朱，鼓吹义理比他的先辈方苞、姚鼐等走得更远。这与他的前辈相比，乃至在整个桐城派中显得特别突出。方东树以卫道者著称，他的论文最大特点就是打着程朱理学的招牌，强化了桐城文派的“有物”说。

姚莹

姚莹，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和，晚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姚鼐的侄孙。他较早就注意时务与世界大势，收购外国书籍。任台湾道时，值鸦片战争起，积极防御，击败英国侵略者，反而被诬贬官四川。曾奉命入藏处理两呼图克图之间的争端。在贬谪期间，仍努力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著文纵论时事，指陈得失，对英、法、俄等国情况，对印度、尼泊尔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天主教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所著《康輶纪行》着重考察西藏地区，警惕英国侵藏野心，建议清政府加强沿海与边疆防务。咸丰初年，与林则徐一起起用，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病死于军中。著有《中复堂集》。

姚莹曾得姚鼐嫡传，但丰富的经历、学历与爱国思想，使他的文学理论较桐城传统较大的发展。其一是注重“经济”，也即是经世致用之学。他曾补充修正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为学问三要素之说，《与吴岳卿书》提出读书作文的“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与姚鼐说比照，除了将“考证”易为更切实际的“多闻”外，更补入了“经济”为第二要端。

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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