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古代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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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 上 (5-4)

桐城派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桐城派讲究“义法”,“义”即言之有物,“法”即言之有序。桐城派与八股文是相对立的,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实就是一种变革。桐城派提倡文章要“雅洁”,摒弃固定形式,同时要求文章要经世致用,这与儒家提倡的知识分子要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是一脉相承的,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

风格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所谓“义”,即“言有物”,所谓“法”,即“言有序”。“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方苞要求文章的形式服从于内容,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章语言要做到“清真雅正”和“雅洁”,去掉“冗辞”,直到“一字不可增减”。

刘大櫆师从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东树曾说:“学博(刘大櫆)论文主品藻,侍郎(方苞)论文主义法。”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刘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成为“桐城三祖”。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代表人物

综述

桐城派四祖是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自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传播代有人豪,诸如姚门杰出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刘开,桐城派旁支—阳湖派的恽敬、张惠言、李兆洛,桐城派“中兴大将”曾国藩的“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末期的严复、林纡、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现当代文化名人如胡适、***、钱钟书、朱光潜等,也受到过桐城派散文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戴名世

戴名世(1653年—1713年),桐城派的先驱者,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古文创作方面,因《南山集》案罹难,留下282篇正气凛然的古文作品。他生前为了完成“振兴古文”的历史使命,对古文创作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新颖、可取的理论主张。他要求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在散文创作上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精、气、神三者浑一”,为方、刘、姚文论的建树,从内容、形式乃至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系“三祖”文论之直接源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指出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推他为开山祖。”

方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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