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上 (5-4)

桐城派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桐城派讲究“义法”，“义”即言之有物，“法”即言之有序。桐城派与八股文是相对立的，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实就是一种变革。桐城派提倡文章要“雅洁”，摒弃固定形式，同时要求文章要经世致用，这与儒家提倡的知识分子要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是一脉相承的，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

风格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所谓“义”，即“言有物”，所谓“法”，即“言有序”。“义”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方苞要求文章的形式服从于内容，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章语言要做到“清真雅正”和“雅洁”，去掉“冗辞”，直到“一字不可增减”。

刘大櫆师从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东树曾说：“学博（刘大櫆）论文主品藻，侍郎（方苞）论文主义法。”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刘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成为“桐城三祖”。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僦是豪放，“阴柔"就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同时，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代表人物

综述

桐城派四祖是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自姚鼐之后，桐城派的传播代有人豪，诸如姚门杰出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刘开，桐城派旁支—阳湖派的恽敬、张惠言、李兆洛，桐城派“中兴大将”曾国藩的“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末期的严复、林纡、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现当代文化名人如胡适、***、钱钟书、朱光潜等，也受到过桐城派散文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戴名世

戴名世（1653年—1713年），桐城派的先驱者，其一生的主要成就在古文创作方面，因《南山集》案罹难，留下282篇正气凛然的古文作品。他生前为了完成“振兴古文”的历史使命，对古文创作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新颖、可取的理论主张。他要求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在散文创作上主张“道、法、辞三者兼备，精、气、神三者浑一”，为方、刘、姚文论的建树，从内容、形式乃至艺术风格上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系“三祖”文论之直接源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明确指出戴名世“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推他为开山祖。”

方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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