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更张 下 (4-3)

甲午更张和开化派领导的前一次改革——甲申政变一样，也是朝鲜近代史上的一次颇具争议的历史事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史学界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对甲午更张一般持否定态度，称之为“日本操纵下的所谓‘甲午改革’”，并评价甲午更张的改革措施“从表面上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时期朝鲜人民自下而上的强烈要求（甲午农民战争中要求改革弊政方案等）。因此，其大部分内容在客观上是符合朝鲜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朝鲜人民的愿望的。也就是说，‘甲午改革’形式上具有朝鲜‘资产阶级上层改革’的性质。尽管这一‘改革方案’其后很少实施，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在客观上对朝鲜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日本侵略者才把这一‘改革’粉饰成似乎是为了朝鲜而实行的。但是，其实质只不过是日本侵略者为便于其侵朝而采取的对策而已。也就是说，当时朝鲜中世纪的封建等级制度、国家管理体制、封建的实物税和贡纳制、封建官僚无止境的横征暴敛等等，这一切都已成为日本资本家对朝鲜进行掠夺贸易的障碍。因此，‘甲午改革’的结果，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朝鲜铺平了道路”。

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朝鲜史学界对甲午更张的评价趋向肯定，朝鲜著名历史学家金锡亨、全锡淡所著的《朝鲜近代革命运动史》认为“1894年改革，是朝鲜社会发展合乎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符合朝鲜人民利益的进步的施策”，同时认为改革的承担者（指金弘集等人）是“作为朝鲜人民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朝鲜人民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以及日本侵略者和朝鲜封建统治者的矛盾的调节者而登上政治舞台的”，因此，他们“不能排除日本侵略者的干涉”、“不能给反动势力以决定性的打击”。但总体上来说，甲午更张被认定为朝鲜“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事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朝鲜史学界对甲午更张的评价则情况大变，在按照金日成指示出版的体现“主体史观”的《朝鲜全史》（第13卷，1980年出版）中称之为“1894年资产阶级改革”，指出甲午更张是“在1894年农民战争的风暴中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革新官僚断行的近代的上层改革”，认为军国机务处“终究是我国革新势力独自建立的政治机构”，对甲午更张给予高度评价。对甲午更张的评价由否定转向肯定，主要体现了朝鲜政治形势的变化。早期刚解放不久，故着重控诉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而20世纪70年代主体思想确立以后，则要强调朝鲜的“主体性”，将甲午更张说成是朝鲜革新官僚为挽救民族危机、实现近代化而自主进行的改革。另外朝鲜史学界将甲午更张限定于1894年7月27日到12月17日军国机务处存在的时期内，认为井上馨的干涉标志着甲午更张的失败。而通常所说的第二次、第三次改革则不被朝鲜所承认。

韩国

大韩民国史学界早期也与朝鲜一样，强调甲午更张是按日本的意图进行的近代化改革，方便日本侵略朝鲜，与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而对其给予偏否定的评价。韩国历史学家白钟基认为虽然甲午更张的内容“是日军占领下被强制执行的产物，但不少方面是我国社会发展应实施的条项”。然而，“即使说这类的改革是符合国民利益的进步政策的体现，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就其实际效果而言，也实在过于勉强”，“因为我国国民并不把它看成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福利制定的，而是具有破坏作用的侵略性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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