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更张 下 (4-2)

1895年12月底，金弘集内阁宣布建立年号“建阳”，并使用公历（太阳历），即改“开国五百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为“建阳元年一月一日”。紧接着，他们发布了“断发令”，要求朝鲜男子剃去发髻，改为西式平头。高宗率先断发，内部大臣俞吉濬出动大批巡检、军警或把守道路、渡口，或手持剃刀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强制断发，激起人民的反感和悲愤，以致“终日风霾，哭声满城”。[44]断发令颁布后，朝鲜人郁积已久的反日反政府情绪终于如火山爆发一般，引发了朝鲜社会的大骚动，以“为国母报仇”和“头可断，发不可剪”为口号的乙未义兵（第一次义兵运动）迅速爆发并蔓延，局势一发不可收拾。金弘集内阁的末日随之来临。

1896年2月11日，在俄国前公使韦贝尔和李范晋、李完用等贞洞派的精密部署之下，不堪忍受日本人和亲日内阁压迫的高宗逃离景福宫，来到俄国公使馆避难，史称“俄馆播迁”。高宗在俄国公使馆宣布逮捕逆贼五大臣：总理大臣金弘集、内部大臣俞吉濬、军部大臣赵羲渊、法部大臣张博、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亲日内阁至此倒台。金弘集、郑秉夏被逮捕并处决，鱼允中在流亡回乡途中被群众所杀，俞吉濬、赵羲渊、禹范善等30多名亲日派逃亡日本，日本在朝鲜的扩张得到遏制，甲午更张终于以失败告终。但是朝鲜的近代化之路并未中断，继之而起的是高宗主导的“光武改革”和开化派知识分子掀起的独立协会运动。

评价

日本

甲午更张自日本控制朝鲜始，至日本失去朝鲜终，日本的影响贯穿其前后，因此甲午更张不仅是朝鲜的内政改革，也是日朝关系的一大事件，与日本有莫大的关系。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起初对甲午更张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朝鲜人在数年之后看到其改革的成果，必将明了日本国的心志，并表示深切的感谢之情。”[45]后来又进一步阐述道：“一国之独立自应有一定法则，当今世界作为一国，无论国事还是人事，自一至十，倘非依据文明主义，国将不国……对朝鲜的干涉不仅不必客气，而且我辈祈盼这种干涉更加深入，使其迅速成功进入文明之门……日本人对朝鲜国事的干涉虽然明目张胆，但其目的在于一扫贫弱国度之腐败，引导其进入文明富强之域而已。”

然而甲午更张失败后，福泽谕吉又对朝鲜改革持悲观态度，他在1898年回顾甲午更张时说：“日清战争当初我国人士劝告该国政府革新弊政，组建内阁，制定审判法等相关法律，改进租税的征收法等，从形式上推进了与日本同样的改革，其结果使该国日益产生对日本的厌恶而已。看来朝鲜自有其固有习惯，而此种习惯决非朝夕可改。”

对甲午更张最早进行学术研究的也是日本人。1944年，日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教授田保桥洁发表了《近代朝鲜的政治改革》一文，该文将甲午更张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因于日本方面的干涉和指导，将甲午更张定位为“朝鲜官僚中的革新分子获得日本政府的全面援助，效法明治维新之鸿业，打破李氏五百年的旧体制，力图整备近代国家的态势的一次事业”，对其在朝鲜史上的意义，强调“其影响甚大，对半岛的社会经济机构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是“朝鲜近代史上的最大事件”。

战后的在日朝鲜人学者姜在彦则称甲午更张为“朝鲜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开化派执政的时期”、“首次从制度上给朝鲜的政治、经济、社会明显打下‘近代’烙印的事件”。姜在彦指出：“如果说甲午改革出于自主性和他动性两个方面，在与日本保持不即不离的同时，基本上贯彻了自主原则的是第一、第二阶段”，认为这三个阶段改革的行为主体是“改良的开化派”。他还写道：“甲申政变与甲午改革之间的区别，虽在于前者以暴力手段夺取守旧派的权利，后者是他动的，但都是因缺乏依靠对大众的启蒙获得国民认同的前提下由少数精英从‘上’面进行的资产阶级改革。”

朝鲜

中国近代屈辱史篇章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