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饭后,我总是去河边散步。那里幽静,一边是楼房,一边是河水,还有一排上了年龄的樟树。樟树们长年累月被楼房遮挡阳光,只能拼了命往路中间伸脖子,由此形成一个绿廊。虽然并非己愿,却给路人带来了惬意。
走到靠近桥头的地方,我忽然看到那个戴红色棒球帽的男人了,他又在路边摆摊了。我很高兴。以前,也就是疫情前,他常在这里摆摊,卖旧书旧杂志。鲜红色的帽子像招牌一样显眼。疫情汹涌之后他消失了,如今红帽子再现,也算是生活恢复正常的一个信号吧。
我走过去,习惯性地放慢脚步,扫了一遍。看到书总归是亲切的,虽然摆在那里的是些乱七八糟的书。演艺圈的八卦以及政治八卦,我都没兴趣。还有一些所谓中华传统文化,比如易经、王阳明心学之类,但一看就是粗制滥造的盗版。
男人的红帽子下多了个口罩。他坐在小板凳上,手上拿了本书,估计是掩饰无人光顾时的尴尬。我刚要走过去,一本放在左上角的天蓝色封面腾的一下跳入我的眼帘。
不会吧?不可能吧?我心下一惊,即转身回去细看,还真是我那本——《红围巾》,天蓝色的封面,有一抹红。
我问红帽子:“这本书也是卖的吗?”我指着天蓝色。
听见我问,他头也不抬地说:“要卖,摆在这儿的都是要卖的。”
我蹲下,用两个指头翻开那本书的扉页,上面赫然写着:刘贤义先生存正。下面是我自己的名字。时间是二〇一一年。
我问,多少钱。他拿起来看了一眼封底说,五十。看来他是在定价上加了一倍。我说,这么旧一本书还卖五十?他说,有作者签名。我说,这作者也没啥名气呀。他不吭声。我又说,十块钱我拿走。他冷笑一声,显然觉得我很过分,不是拦腰砍,而是打骨折。
我有些纠结。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是第一次遇见,我是说自己送出去的书被人拿去卖。孔网上就有好几本。但是放在网上卖,怎么都无所谓,感觉书们还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摆在街边就不一样了,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流落街头。可是,我买回去干吗?也不可能再送人了。算了,就当我没遇见。
我做出要走的样子,红帽子说,来来,我优惠给你,你四十拿走。我白了他一眼,还哼了一声。他说,那就三十,三十不能再少了。我说,二十,就二十。他说,嘁,比原价还低。我说,新书都还有折扣呢。
老实说,我这么跟他抬杠,其实是想给自己找个不买的理由。哪知他抬抬下颌说,拿去吧。我讪讪地说:“二十都高了。你肯定是从收废品店淘的,成本也就一两块吧?”他说:“你说得轻松哦,这种有签名的,都是按单本卖的。成本十五,我就赚你五块。”
姑且听之吧。我掏出手机,扫码付钱。输入金额时,还是输入了三十元。实在不忍心这么贱买自己的书。他看到数额很高兴,唠叨说:“你要是转手给懂行的藏家,至少一百。”
我哼哼两声,表示完全不信。但完全不信又执拗地买下,还多给钱,总得有个理由吧。于是我说:“我认识这个作者。”
此话不假,所以我语气一点儿不发虚。
他看我一眼,不置可否,很认真地把书装进塑料袋递给我。疫情时代,人人都变得爱卫生了。我拎着书回家,感觉找到一名失踪儿童。
第二天早上,我泡了杯茶,打算在电脑前坐下,接着写我未完待续的故事。这是我的日常。我写故事,在各种故事里过日子,在各种故事里扮演角色,然后拿出去分享,乐此不疲。
刚摸到键盘,忽然想起头天晚上买的那本书,连忙起身去阳台找。我竟然忘了这事,显然没太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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