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文宗

鸦片战争之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不满足于已经获得的侵略利益，在咸丰年间，又提出了开放通商口岸，鸦片走私合法化，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要求。遭到拒绝后，英法联军于咸丰六年（1856年）攻占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进迫天津。咸丰帝命清军加强大沽口防务。 [32] 英法舰队攻陷大沽炮台，咸丰帝派桂良、花沙纳往天津议和，与英、美、法、俄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和《中俄天津条约》。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再次组成侵华联军，大举入侵。英法联军随即攻占天津，并向北京进犯。咸丰帝派钦差大臣往通州议和。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咸丰帝自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今承德市），命恭亲王奕訢留京议和。10月，圆明园遭到英法联军的洗劫和焚毁。

经济

咸丰朝财政出现危机。道光三十年（1850年）国库只有187万两，由于镇压起义和赈灾原因，到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户部存银只有22.7万两，两个月的兵饷都发不出来了。咸丰帝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熔化内务府金钟，开捐例，卖官鬻爵，铸大钱，发行官票和钱票，推行厘金制度等，终于筹措到了1亿7千万两足够的军费镇压农民起义。

厘金制度出现之初，不但可以代替当时因太平天国起义而处于瘫痪状态的国内常关的职能，而且还使厘金局卡有随战区的变化“因地制宜”设置的灵活性，因而增加了清政府的税收。但由于厘金中商税完全出自华商而不及外商，所以这一制度阻碍着国货市场上的流通，有利于外国洋货的倾销，从而加强了洋货对国货的竞争能力 [33] 。

外交

安内攘夷

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咸丰帝连续五天召见浙江按察使段光清。咸丰帝首先明确当时存在着安内、攘夷两大难题的形势，接着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克服这两个大患，二是平息这二患的先后次第。段光清任职于杭州，同太平军中心地带接壤，又在宁波担任过属县县令、知府和宁绍台道，宁波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之一，所以他对夷务和太平军的对策早有考虑，立即回奏：“粤匪既灭，夷人自驯，内顺外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34]

安内、攘外的次第与方法的决策，本来是朝廷的事，咸丰帝竟然谋及并非疆吏的地方官员，是否病极乱投医？其时清朝的形势确实是危机重重，太平军和捻军已搞得清朝焦头烂额，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在进行。就是这种形势逼着咸丰帝君臣再次思考安内攘夷的战略大计，所以才在召见中谋及地方官员，并且坚定了他们先安内后攘夷的方针。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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