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火红青春》

2002年3月发表于某刊物

小时候眼中的妈妈是威严而又神圣的。

绿色的军装，火红的领章，火红的帽徽，映照着妈妈火红的脸庞。

家中出出入入的小兵尊敬的“xx医生”的称呼，总会让我抬头惊讶的仰望妈妈。

妈妈是独生女，1969年3月，16岁的她参军到某野战医院。

在紧张的战备训练、每天的紧急集合和拉练中，妈妈孜孜不倦的学习医学知识，努力让自己掌握救死扶伤的本领。

偶尔，妈妈也会说起新兵时的狼狈，印象最深的是站夜岗。

由于驻地在一望无际的水田、甘蔗田中，妈妈和战友站两小时夜岗也不免有些畏惧，有时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声音，能把两个女孩吓哭。

1970年1月，驻地附近某地发生地震。

妈妈作为医院派出的第二批救灾医务人员，于第二天早上赶至另外一所野战医院。

17岁的妈妈每天忙于抬伤员、给伤员输液、打针。

晚上所有救援人员，不分男女和衣睡在一个空旷的稻草堆上。

在一月刺骨的寒风中奋斗了3天3夜的妈妈，眼见一个又一个伤员死去，最初的恐惧逐渐消去，换来一身的疲劳。

由于在救灾中患上的风湿性关节炎,妈妈忍痛告别了酷爱的篮球生涯，去护训队学习了半年。

在经历了援越抗美战斗的洗礼后，妈妈的医术精湛起来，从当初什么都不懂的小兵，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白衣卫士。

1976年4月，已婚的妈妈调到爸爸所在单位，从陆军转为空军，在卫生所保障外勤日常飞行。

早上5点妈妈到外场（机场）值班，晚上7点才能回家。

幼小的我和弟弟，总爱在夜幕降临时，来到通往机场的跑道上迎接妈妈。

我们俩一见到交通车就兴奋的大叫：“妈妈，妈妈！”

迈着笨拙的步子一步三蹦的向前跑去。

1979年爸爸和妈妈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负责后勤保障。

场站的8架飞机24小时在蓝天巡逻，妈妈和战友轮流在外场24小时值班，根本无暇顾及我和弟弟。

我记得当时在家里隐隐约约能听到炮火的轰隆声，至今家中仍用着印有“自卫还击胜利纪念”字样的床单、被套、枕套、口缸等等。

妈妈时常会用骄傲的语气，说起当年他们属于前线参战部队，对战争胜利出了一份力。

1986年爸妈转业回到重庆。

重庆夏天热、冬天冷、雾又大的天气，让我和弟弟怨声载道。

患有鼻敏感的妈妈却毫无怨言，勤勤恳恳的干好本职工作，在1987年荣获了光荣的“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为了让我和弟弟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半年后爸爸调到了“文化区”的一所大学，妈妈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跑车”生涯。

妈妈每天天不亮起床，给一家人做好早点后匆匆出门，转两趟车赶到单位开始一天的忙碌。

晚上星星在天上眨眼时，妈妈才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家。

在繁忙的工作中，妈妈仍不忘坚持自学，她订了各种医学书籍和医用英语，一有空就认真钻研。

我一直不知道妈妈曾有的荣誉，直到高一打扫房间时，无意中发现抽屉最底层一个盒子内，用红绸布包着一张奖状和证书。

打开一看，是妈妈在当兵时荣获的“五好护士、五好战士”的证书，和“三八红旗手“的奖状。

现在想来，妈妈的青春年华是在一次次的战役中流逝了，不知道妈妈有没有对她的选择后悔过。

我只知道妈妈在少女时代没有穿过一条花裙子，没有用过一种化妆品。

有的只是火红的颜色，照耀着曾经如花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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