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教授的故事很长。当两人真正在医院旁的咖啡馆坐下,安在那个蒙着灰尘的夏日午后,也许真正体验到了时间的磅礴。
虽然时间跨度很广,但老教授还是简明扼要的首先表达了来意,这次回国是来找自己的妻女的,如果她们还健在的话,之所以这次回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安恰好是他的同乡,也许这么说也不准确,但老教授实在是不能等了,他和安居住的并不是同一个时间的蓝江,但空间类同。
老教授的公文包是牛皮的,质感就透露着沧桑,他今年六十多岁了,手指已经变得不太灵便,他在公文包里摸索着,缓缓掏出了自己的病历。
“给,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着急的回来吗,原因就在纸上。”
安缓缓起身接过病历,说话的人语调平静。
(肝癌中期,有不明显扩散现象)
安有些颤抖,一时无法马上体会纸上的英文,他对上温教授的目光,仍是那么平静宁和。生死置之度外,在那样的眼神里,安确实读到了老人的勇敢,以及这份勇敢所带来的坚毅。
“可我不明白,如果您留在英国治疗,不是更好吗?何苦现在拖着病体回国?”
安恭敬里带着肃穆,向温教授问话。
老人抿了一口咖啡,安想起了桑地亚哥,那位古巴的老渔夫,虽然两者截然不同。
“What is written must be”(既定之事,必会发生)
温教授说了一句平常他很少会用的句子,开口,安没有听清楚,仿佛是回答他的疑惑,教授又轻轻说了一遍,上一句歌词似的轻快。
“唉,这个病是对我的判决,也是我的审判,如果我不在审判来临之前做点什么,我的罪孽会毫不犹豫的把我推到地狱,如果不是突然…我可能也不会有勇气回到这儿。”
老人苦笑了下,皱了皱眉,将半块方糖放进了咖啡里,短暂的搅拌后拿出勺子,放到嘴里尝了尝味道。看着还是那么有小孩子气,那么有活力。
接下来一杯咖啡的功夫,安都是在时断时续的作为一个聆听者。
温教授早年很有名气,当时他还没有出国,并且是经济学领域的教授。年轻气盛的他很有见地,敢于发表自己的,常常是独道的见解。
自己成为蓝江大学的教授时,才30岁。蓝江特聘的教授,那一年,自己的儿子出生了。
但是短短三年,儿子就夭折了。
国内形势也变得针锋相对,在学术领域的攻击,针尖对麦芒。经济学受到的冲击尤其大,许多人认为,蓝江脱轨了,市长调任后,最先受到攻击的便是那时的自己。
经济就是经济,它是个很独立的东西。任何东西都不能左右它的发育,人只能在时代的浪潮里引领它。
那时的温教授,清醒而独立。
温教授做了很多努力,也丝毫无法洗脱他的罪名。有些时候,真的就如书中所言:怀疑一旦产生,罪名即成立。
温教授的下场已经有了预见,蓝江大学一位工程系的教授,被发配到去筑坝,没过多久就失去了消息。
温教授毕竟有些名望,开始只是革职了。接下来五年的时间,陆陆续续当过讲师,做过普通职员。
温教授的40岁,可以说是在暗淡无光里度过的。那年,他意外的有了一个女儿,但终日劳累的温教授,并没有把平白无故多出来的一张嘴,看作是冬天里,一丝温暖的慰藉。
温教授的妻子叫杨萍,安第一次知道。妻子是蓝江人,蓝江虽然一直若有若无,但不需要争议的是,它仍算一座大城市。温教授自己是山村里来的,一腔热血也闯出了一番天地。娶了城里的老婆,也算做到了那个时代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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