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词条（四） (3-3)

然而，把这个计划缩小成它自己的、有限的、事实上的轨迹，（尽管它依然丰富）还是严重破坏了它所体现的历史和哲学框架，而关于波德莱尔的材料正是从这个框架中获得了更广泛的意义。拱罗万象（overarching）的历史框架，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经验危机”(crisis of experience)。(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背景下，资本主义和现代性这两个术语对本雅明而言彼此纠缠不清)。本雅明思想所基建的问题域——将康德的经验概念扩展到无限——在这里有了具体的历史语境，在这个语境里，无限/绝对观念与历史本身的概念联系在一起。问题在于：找到适当方式以经验经验自身的危机，从而辩证地来救赎经验(Erfahrung)概念。用典型的“现代”术语来说，现在(present)被定义为危机与过渡的时刻，而哲学经验(真理)与某一瞥相关，这一瞥处在现在之中、经由过去、瞥见了乌托邦式的政治未来，而它将会把历史带向终结。更直接地，这场危机被两种可能决议赋予了政治意义：一种是破坏性的；另一种是建构性的/解放的——分别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此而言，尽管本雅明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异端，在哲学上又与阿多诺亲和，但他一直在寻找共产主义未来的集体性的新的形式，并与之团结一致。这奠定了他与布莱希特的友谊。但又不像布莱希特，他在思辨的文化史中构思了它们。(Caygill 2004)。

在这个框架内，可以辨识出作品中三条截然不同的线索(接下来三节会讨论)：(1) 经由“艺术危机”调查“经验危机”，用的是技术/技艺（technology/technique [Technik]）、灵韵、再生产性[可复制性] 这些相互关联的术语；(2)从社会形式中哲学式地蒸馏(distill)出“新”之经验的形式结构(the formal structure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new)其历史和政治矛盾，并检验它与寄寓和商品形式的联系；(3)构建新的历史编纂学与“历史”的新的哲学概念。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文章，我们可以追溯第一条线索，其中最重要的是《超现实主义——欧洲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景》(1929)、《摄影小史》(1931)、《技术再生产时代的艺术作品[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5-1939年)和《讲故事的人》(1936年)。第二条线索集中在波德莱尔解读与尼采和布朗基的相关文本。(关注这三位思想家，就是关注资本主义与最纯粹的、虚无主义形式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第三条线索产生于马克思、尼采和超现实主义的反思性结合。它采取了拱廊街计划中“N卷(知识论，进步论)”的方法论形式，并在本雅明最经常被引用、但解释上仍然争议激烈的文本(Caygill 2004；Löwy 2005；Tiedemman 1989；Wohlfarth 1978)中意外地得以最终呈现：这些片段被称为——《论历史的概念》(Caygill 2004；Löwy 2005；Tiedemman 1989；Wohlfarth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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