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道德地位（三） (3-2)

爱丽丝·克拉里（Alice Crary）认为，对我们的道德图景的认知的转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些图景——或者更确切的说，存在物们居于其中的丰富世界——在道德上并非中立。克拉里认为，哲学家们试图在其他动物身上寻找的、决定它们是否道德可考量的特征，已经渗透在道德重要性中了，“人类和其他动物有经验上可以发现的道德特征”（我的强调，2016: 85），她认为这些特征在“伦理学内部（inside ethics）”。这些价值往往在所谓中性的掩盖下悄然而至。通过明确地将这些特征置于伦理学内部，我们对道德可考量性的伦理学反思的结构（texture）、质（quality）和目的（purposes）都会发生变化。要达到充分的经验性的理解，需要采用非中立的方法，指认出塑造我们如何在道德上思考其他动物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视角。如果将我们的生命和其他动物的生命都视作已经充满道德价值的，那么我们认为什么伦理问题是重要的、以及我们如何框定和回答这些问题都将变得不同。

其他女权主义哲学家对用以确立动物道德地位的所谓道德上中立的方法提出了质疑。对于许多女权主义者来说，传统的理性论证的方法未能考虑到人类面对非人类动物会产生的同情（sympathy）和移情（empathy）的感受，他们认为这种感情是完整地说明我们对非人类的责任及其原因的核心（见Adams & Donovan 1995; Donovan& Adams 2007; Adams & Gruen 2014）。

女权主义哲学家也对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对动物的道德地位的论证的核心——提出挑战。较之于指认出非人类动物与人类共同拥有的内在的（intrinsic）或与生俱来的（innate）的属性，一些女权主义认为应该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道德地位，因为道德承认（recognition）始终是一种社会实践。如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写道：

道德可考量性不是任何生物的内在属性，也不是只随附于它们的内在属性的什么，比如它们的能力。它深深地取决于它们与我们之间的关系。（Anderson 2004: 289）

而这一关系不一定是直接的。人类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整个地球，人类以无数的方式与他人以及其他动物纠缠在一起。我们参与的活动和机构直接或间接地伤害着别的存在物——通过造成负面的经验、剥夺它们的福祉、或剥夺它们成为它们想成为的自己和追求它们所关心的东西的机会。哲学家艾莉莎·阿尔托拉（Elisa Aaltola）和洛里·格鲁恩（Lori Gruen）主张改善我们的移情想象力（empathetic imagination）以改善我们与彼此以及与其他动物的关系。

尽管理解如果成为另一个存在物会是什么样是有挑战性的，尽管我们受到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的限制，但处在一个有尊敬的伦理关系中意味着试图去理解和回应另一个存在的需求、利益、欲望、脆弱性、希望以及视角。格鲁恩所说的“纠缠式移情（entangled empathy）”是一个同时涉及情感和认知的过程（Gruen 2015）。移情别的存在物的个体对别的存在物的状况做出回应，并反思性地想象它们自己处在别的存在物的与己不同的处境，同时关注自己和自己的处境与那一存在物及其处境之间的同与不同。缠绕式移情涉及到对可能对被移情者的体验和蓬勃（flourishing）产生负面影响的更广泛的条件的批判性关注，这要求我们这些移情者关注我们可能没有的东西。因此，这也增强了我们自己的体验，发展了我们的道德想象力，并帮助我们成为更能同情理解的感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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