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后果主义（完结） (5-4)

9.对规则后果主义的其他反驳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规则后果主义殁于上一节讨论的那些反驳，因此，三十多年来，大多数哲学家觉得压根没必要对这一理论提出其他反驳。然而，如果规则后果主义对刚才讨论的三个反驳都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回应，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好问题：针对该理论是否还有其他致命反驳。

有一种这样的反驳试图表明，根据该理论选择规则的准则，它有时会选择直觉上令人不能接受的规则。例如，卡尔森（Tom Carson，1991）认为规则后果主义在现实世界中会是要求极高的。马尔根（Mulgan，2001，特别是第3章）同意卡尔森的观点，并进而论证，规则后果主义即使在现实世界中的结论是没问题的，在可能世界中还是会有反直觉的结论。如果马尔根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这将使得人们怀疑，规则后果主义还可以如何解释“为什么某些要求在现实世界中是恰当的”。这些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Hooker 2003;Lawlor 2004; Woollard 2015: 181–2055）。马尔根已经变成该理论的发展者而不是批判者（Mulgan 2006、2009和2015）。

对规则后果主义的一个相关反驳是，规则后果主义对常识规则的辩护是依据各种经验事实，例如现实的人性，例如有多少人需要帮助和有多少人能提供帮助。这个反驳就是说，对于常识道德规则的辩护应该是必然的，不能是偶然的（McNaughton and Rawling 1998; Gaut 1999, 2002; Montague 2000; Suikkanen 2008）。上述反驳的近亲是规则后果主义的辩护依赖于错误的事实（Arneson 2005；Portmore 2009）。同样，关于该理论是否指向错误事实的争论仍在继续（见Woollard 2015，特别是pp. 185–86, 203–205）。

如果规则后果主义将新一代内化规则的成本计算在内，那么传授新规则的机制引出诸多难题。提出“新一代”的目的就是避免计算那些已经内化了其他道德规则和偏见的现存一代去内化特定规则的成本，然而，我们能对那些应当负责教授新一代的人做出一个融贯的描述吗？如果我们将教师想象为已经将理想规则内化了，那么这种内化是如何出现的呢？如果这些教师被想象为还没有将理想规则内化，那么理想规则与他们已经内化的规则之间的冲突就会产生成本。（该反驳由 John Andrews, Robert Ehman和Andrew Moore提出，参见Levy 2000）。一个相关的反驳是，规则后果主义还未找到一种构造方式，使其能够可行地处理规则之间的冲突（Egglesto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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