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冶（完结） (2-2)

最后，还有一个分析性问题：法治和法律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可以提出一个情形——无疑是有争议的——将这两者放在一起（见Waldron 2008，又见Simmonds 2008）。法律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包含了合法性的基本要素，尽管这种认定看起来不那么可信，并且法治的观念越被认为具有实质性，上述认定就越不可信。从这个角度看，一个治理体系不能被算作法律，除非它表现出我们与合法性相关的特有形式和程序。否则，我们将失去对法律作为统治社会方式的制度独特性的认识。我们在前面看到，朗·富勒（1958 and 1964）设想了一种沿着这些路线的联结。罗纳德·德沃金在他后来的工作中也是如此。德沃金（2004）要求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境，即法官和律师正在努力解决艰难的诠释问题，或者说，由多种法律渊源带来的诸多两难困境。他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说，在法律问题上的要求可能与在正义问题上的要求不同”。这是一个常见的区分（即使德沃金认为它比大多数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的更为狭窄和模糊）。但他也说，认为以下事物有所不同是毫无意义的，即“某个案子的法律解决方案是什么”，与“在合法性问题上需要什么”或“在尊重法治的问题上需要什么”有所不同。为了弄清法律解决方案，我们必须以我们对合法性的承诺为根据，来准确地处理各种法律和政治材料。

合法性的观念是......关于如何决定哪些特定主张是真实的一般描述....。如果我们否认这种密切的联系，我们就几乎不可能讲通任何有关合法性或法律的意义。(Dworkin 2004: 24-5)

然而，这并不是公认的观点。根据约瑟夫·拉兹（1977）和其他人的观点，你无法理解法治是什么,除非你已经独立地理解了法律是什么，以及法律可能引发的特有恶果（而法治试图防止这些恶果的产生）。从这个角度看，合法性（legality）代表了在我们的文明中出现的对法律的一系列特殊关切（concerns）。事实上，这些关切在性质上无疑是道德的（尽管它们不是全面的道德关切），这意味着——在拉兹看来——最好将它们与法律的概念相分开，以免在法律这个概念中引入道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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