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多将CCTM+RTM+FSC和意向实在论结合了起来。他认为说,通过CCTM+RTM+FSC将常识性的意向话语转换进严肃科学中,就可以为民间心理学平反。他用一个著名的支持CCTM+RTM+FSC的溯因论证来为自己的立场提供动机(1987: 18–20)。醒目的是,心灵活动以一种连贯一致的方式来追踪语义属性。例如,当前提为真时,演绎推理从前提中导出真结论。我们如何解释心灵活动的这个重要方面?形式化就展现了句法操作可以追踪语义属性,并且计算机科学则展现了如何搭建一台能够执行理想句法操作的物理机器。如果我们将心灵当成一台受句法驱动的机器,那么我们将能够解释,为什么心灵活动能够以一种连贯一致的方式追踪语义属性。此外,我们的解释并不需要前置任何不同于物理科学提出的因果机制。这样,我们就回答了那个关键问题:理性在机制上是何以可能的?
Stephen Stich (1983)和Hartry Field (2001)将CCTM+FSC同取消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他们建议认知科学模型用形式句法术语来描述心灵并完全摒弃掉意向性。他们同意心灵状态有着表征性属性,但是他们想知道援引这些属性对于科学心理学来说有什么解释性价值。为什么要用意向性描述来补充形式句法描述呢?如果心灵是一个句法驱动的机器,那么表征内容不就会在解释上的不相关而被抛弃吗?
在普特南的生涯中,有一次(Putnam 1983: 139–154),他将CCTM+FSC同带有戴维森意味的解释主义结合了起来。认知科学应该沿着斯蒂奇与菲尔德建议的路线前进,纯粹地去描绘形式句法计算模型。形式句法建模与日常解释性实践共存,在后者中,我们将意向性内容赋予另一个人的心灵状态与言语行为。解释实践受到了整体性与探索启发性的制约,这阻碍了将意向性话语转换进严肃科学的尝试。对于普特南来说,就像对于菲尔德与斯蒂奇来说也是一样,科学的行动发生在形式句法层面,而不是意向性层面。
CTM+FSC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其中一种批评针对的是表征内容的因果关联性(the causal relevance of representational content) (Block 1990; Figdor 2009; Kazez 1995)。直观地说,心灵状态的内容因果地关联于心灵活动与行为。比如说,我想喝水而不是橙汁的欲望导致了我走向了水槽而不是冰箱。我的欲望的内容(我想喝水)在塑造我的行为上,看上去起着重要作用。根据Fodor (1990: 137–159),CCTM+RTM+FSC能够容纳这样的直觉。形式句法活动实现了意向性的心灵活动,因此保证了意向性的心灵状态同它们的内容发生的因果互动。然而,并不清楚的是,这种分析是否确保了内容的因果关联。FSC主张计算“敏感于”句法而非语义。这取决于人们如何解释关键术语“敏感”,或许看上去在形式句法做完了所有因果工作之下,我们就可以说表征内容是因果无关的。当车沿着道路行驶的时候,也存在一种涉及这辆车的影子的稳定模式。然而,某一时刻的影子位置并不会影响之后一时刻的影子位置。类似地,CCTM+RTM+FSC或许解释了心灵活动如何例示了以意向性术语描述的那些稳定模式,但这并不足以保证内容具有因果相关性。如果心灵是一台句法驱动机器,那么因果效力似乎就停留在了句法层面而非语义层面。语义学就将仅仅是随行于此而已。那么显然,CTM+FSC就鼓励了我们得出这种结论,即,表征性属性在因果上是惰性的。该结论或许不会对取消论者造成困扰,但是意向实在论者通常却想要避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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