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类按照现代标准来解释自己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位置,他们就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强制性的社群团体之成员,而这个社团不再允许任何逃避——看过地球仪和新闻的人几乎都不会对自己与其他物种同属一个群体抱有其他幻想;我们现在已经违背自己的意愿,成为了时间康米主义者和生物康米主义者,就像一个四面八方皆是亲戚的遗传普世教会的焦虑沮丧的成员。现代人一定想知道赛里斯人和冰岛人今天在干什么。罗伯特-瓦尔泽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找到了答案:满脑子都是国家问题——这难道不意味着会成为不对称(性)(disproportion)之牺牲品吗?随意拖入数百万人,这对大脑是多么沉重的负担![. . .]在上述句子的混杂声中,我仿佛听到了远处的米诺陶斯(Minotaur),在我看来,他所代表的不过是在理解国家问题时所遭遇到的皮毛蓬乱的困难[......][6]。
国家问题是人类(mankind)问题之微小变化,在人类问题中,我们将怪物视为常态。在 "世界图景"中对地球行为互动(earth actionism)的描述必然伴随着世界时钟系统和世界新闻系统。这两种系统的使用远不像以前观察地球仪那般无害;其最终后果是将人们从他们的地方历史、民族节奏以及国家日历中分离出来,将他们纳入均质的、同步的世界时间中。这使他们成为不对称游戏的积极参与者。我们所说的现代性是与同步世界形式的共谋;现代化是生活形式对同步世界常规的适应;而现代主义则是这种适应之精神,是同步的存在主义。它意味着平等主义之终极形式,即在均质的尘世当下面前人人平等,而这种平等本身就是人类在新闻面前的平等。因为新闻不仅仅是上述意义上的世界语言体裁,同时也是从历史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调整。当今的新闻系统只有在全球化的世界形式中才成为可能,在全球化的世界形式中,均质的事件空间被探查同以往状态之间的差异。这种探查的结果被输入同步世界媒体之管道;这些管道可以说是均质化人类之永恒存在同自身的述行语(performative)[ the performative of the eternal present of homogenized humanity with itself]。它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告知同步世界其同步性。
总有一些国家的元首在某个地方就某个问题举行世界峰会;总有一些军队以某种借口和数字向被指控犯有某种罪行的敌人挺进;总有一些货币跌破以前无法想象的最低水平;总有一些大公司在某些合资企业中与其他一些公司合并。总有一些纪念活动在公众的同情下于某一天举行,纪念过去某个时代的某些事件;总有一些事情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可以作为一些普遍记忆的素材。总有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在一些回顾、追溯展览上受到某种程度的表彰。
在同步世界中,同步性(simultaneity)之上演有两种方式:作为一种当下性(currentness)之文化,同步文化每天都在梳理全球事件之脉络,以觅得那些足以引起关注的结点或差异;作为一种周年纪念文化,它确保我们与过去所有具有区域/地方影响力的事件保持同样的距离。它所坚持的规则是,所有曾经作为潜能或事件而推动历史发展的事物,现在都变成了均质的周年纪念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同步世界的信息系统保证了我们正在形成的后历史性。我们生活在不断向其过渡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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