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性理论始终是,也只能是,作为对人为之(in the man-made)崇高的反思;它本身就是从犯罪时代所实施的新行动之总和中的怪物内回响出来的;它的对象只能是超对象(supra-objective)的人为的或人介(man-mediated)的不可测量的东西。正因如此,理论在阐释新的怪物时,便成为一种崇高的形式。这就揭示了为什么现代性思想不再是旧有风格的形而上学——但也不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的关键原因。前者的使命是——甚至对其自身而言——将存在者总体解译为一切可能的驯化/家用空间中最大的一间(interpreting the existent in total as the greatest of all possible domestic spaces);它的激情在于将宇宙与家庭等同起来;古典形而上学则宣誓要将人类微不足道地视作永恒的世界之家那临时的、逗留的难民。当古典形而上学提到 “怪物(monstrous)"时,它直接将其解释为上帝,每当上帝现身或采取行动时,都会让我们这些凡人遭受痛苦。在古典形而上学中,"怪物"只有之于上帝才是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形而上学时代,崇高理论只能以神学的形式出现。而现代理论则从人类可能的怪物性出发。它以人类学的形式,探讨最新权力史的超人类学(supra-anthropological)内容。在它看来,人类是抛弃了自己家园的存在——哪怕只是以更好地安居乐业为借口。从根本上说,现代是退出存在之家的时代。这是一个怪物犯罪的时代。
现代之人为怪物(man-made monstrousness)有三张面孔,三块显现领域;它们分别是人为空间中的怪物、人为时间中的怪物和人为事物中的怪物。因此,我将首先谈及作为人类物种聚集地之代表的地球,然后谈到作为现代人类持续时间(duration)之代表的千禧年,最后谈到作为人类力量之代表的艺术和技术。地球在现代的关键再现是作为地理测量(geodicy)的欧洲制造(European-made)的、欧洲使用(European-used )的行星天体/地球仪(globe);历史作为人类行动领域的关键解释是作为没有尽头的终结时间的后历史千禧年;对即将到来的人类可能性的关键项目是作为组织之未来、机制(apparatus)之未来和艺术之未来这三重质量的权力的未来的到来。
地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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