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3-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对当代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影响日益显著。“神圣人”这一概念在阿甘本的思想体系中处于最为核心的位置，并深入影响到了当代西方文论和文化理论的发展。

“神圣人”一词由拉丁语名词“人（Homo）”和形容词“神圣的（Sacer）”共同组成。按照法国著名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的看法，Sacer一词与同属印欧语系的古希腊词Hagio，古伊朗语yaozadata是同源词，一方面，它们都被翻译为“神圣”，包含着受保护、不被玷污的含义；另一方面，它们也都包含着被毁灭、被诅咒这层含义。因此，我既可以把“神圣人”理解为被神保佑的人，又可以把它理解为神所唾弃毁灭的人。

在古罗马文化中，“神圣人”概念则有具体定义。古罗马语文学家费斯图斯指出：神圣人就是那些因罪被人民审判的人。此人不能被用来祭神，杀他的人却不会被判杀人罪。实际上，最早的保民法案记载：“若杀了民众所认为的牲人，不算犯杀人罪。”这就是为什么坏人和不洁净的人常被叫作神圣人。

通过对西方人类学的研究，阿甘本认为，神圣人的地位与一种特殊的禁忌有关，他将这样一种禁忌叫作“禁制（Ban）”。禁制概念首先由法国哲学家南希指出。南希发现，在禁制关系中，集体利用一定的规范和标准，将特定个体排除出去，在排除的过程中，原来未被界定的规范，才显现出来。禁制关系体现了神圣人概念独有的特质：这一概念并不简单描述一种禁忌或排斥，而是通过这种禁忌或排除，呈现出权力最鲜明的形式。

阿甘本认为，这样一种禁制关系，鲜明地体现在阿甘本对罗马法“生杀大权”的描述之中。在罗马法中，家父（paterfamilias）不仅是一个血缘概念，而且特指一种法律权力。通过对家中一切子嗣、妇女和奴隶生命权的支配，家父的绝对权威才能显现出来。这一生杀大权和古罗马民法对基本公民权的规定有所抵触。这是因为，一个公民有可能也是一个家中的儿子，是一个受支配者。显然，这就意味着，每一个罗马公民在某种程度上既是一个有权活着的生命，又是一个无权活着的生命，他既是公民，又是神圣人。这也意味着，古代社会中，神圣人作为一种权力表征，尚未彰显出来。

罗马帝国成立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帝制代替了共和制，皇帝成为罗马这样一个共同体最高权力的唯一代表，皇帝的决定权（imperium）就成为罗马帝国的主权权力，这种权力使皇帝可以像主宰家庭成员一样统治每一个罗马公民，而基督教的传播和兴盛，又加剧了神圣人概念从一种潜在的空洞观念，转化为描述现实权力结构的重要概念。在《圣经·新约》中，救世主耶稣既是上帝最高权力的表征，却又只能作为“圣子”，被父亲所支配，以“死而复生”的方式完成上帝依靠“生杀大权”实现末日审判的手段。这时，“生杀大权”就从家庭政治领域转化为一种基督教教义体系中独有的象征关系：耶稣基督在象征层面是被上帝“支配”而死的。随着基督教和罗马帝国最高权力的结合，罗马皇帝的帝权和基督教的最高教权产生了结合。这种结合贯穿了罗马帝国晚期和整个中世纪，神圣人由此成为王权最为合适的表征形式。皇帝/国王反而成了神圣人：一方面，国家的最高领袖具有对国民的生杀大权，这一权利成为上帝最高权力的尘世表征；另一方面，这一领袖又是上帝唯一可见的样貌——耶稣基督的“象征”形式，这就意味着，他必须首先被“处决”，才能完成上帝拯救全体基督徒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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