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潜在性主义”(在每一个可能性中都只发现了一种潜在性的教义)而言,时间仅仅是媒介,一个可能的事例通过这一媒介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事例。这样一来,时间就成了令骰子呈现出其中一个面相的那一次投掷:但是为了要让其中一个面相呈现出来,骰子的各个面相都必须在投掷之前就存在了。投掷使面相显现出来,但是投掷却没有创造出面相。而根据我们的观点,答案恰与此相反,不同于投掷的动作使骰子的各个面相进入运动关系,时间并不仅仅是推动众多可能:时间在令可能变成现实的那一刻创造了那种可能;它在创生了现实的同时也创生了其可能,它将自身插入投掷骰子的那一刻,用完全无法预见的原则创生出第七种事例,而这一事例是与潜在性的固定性彻底断裂的。时间投掷了骰子,却是为了粉碎它,为了把骰子的面相倍增到任何对可能性进行计算的方式都无法穷尽的地步。实际事件不再有幽灵般的可能性如分身般相随,这些可能性在事件发生之前就预示着其出现。实际事件从此可以被视为纯粹的浮现,在它们存在以先,只是虚无,或者再强调一次,没有任何存在先在于这些事件的存在。
换句话说,虚拟性的观念,受到将可以想象之物加以非总体化的处理这种康德式理性的支持,会将从虚无中涌现这一概念作为一种内在的,非形而上学式理性的核心概念。所谓“内在”指的是,与通常对这类概念的宗教式理解相反,“从虚无中涌现”的预设前提是,并不存在一种原则(不论神圣与否)比生成过程中纯粹的混沌力量更为优越;而所谓“非形而上学式”是因为它断然拒斥一切真正的必然性,这样就确保它能与任何起初就遵循充分理性原则的决定分道扬镳。
或许如前所言,正确把握上述论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其从启蒙式利益中分离出来。在此模式所允许范围内对一些问题加以澄清——特别是对那些通常被认为是无解的问题进行澄清,我们就能完成这种分离。
首先,如前所述,此模型切断了经验世界的稳定性观念与其非此不可的必然性之间的关联。归纳法所面临的难题重复出现,就意在显示放弃对恒常法则的需求是可能的,而且这种放弃并非必然会导致与此对立的另一个极端,也即无序的世界的出现。因为盖然律式的推论方法隐藏着对法则之偶发性的拒斥,而剥夺这种推论方式的合法性,就足以证明这个世界中恒常之物可能发生变化,并不就暗示着此剧变将持续发生:当我们肯定世界能够真的令其法则从属于其自身的生成过程,则我们就将一种偶然性的概念置放于较一切必然性更为优越的地位上,这一概念的实在化因此将不会受到任何束缚与限制——特别是不会受到那种反复出现的法则的制约,那类法则的运作将会不断降低某些可能性实在化的可能性。因为如果肯定法则可能发生变化,就必定会发生变化的话,这就等于将生成过程的偶发性重新臣服于一种必然性法则,而这种法则就是每一种可能都最终会变成现实。一个全然混沌的世界——一切法则都臣服于时间的威权——也就从原则上而言是一个臣服于必然性法则的世界是现象学上无法观测的世界,因为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同时也必然能够不实现所有它所能够实现的事情。这样一来,一切自然科学的假定前提也就都可能重获其合法性——也即实验过程的可再现性,正说明了一种现象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稳定性——但同时它假设自然之统一性原则的缺席,并据此原则舍弃与必然性法则之假说相关联的经典谜团。古德曼认为此问题无解,因此拒绝对其进行思考。与古氏不同,上述的舍弃并非源自对考虑此问题的简单拒斥,而是源自一种确信,即我们确信常数的偶然性特质与其所显示出来的稳定性是可兼容的。
上述对盖然律诡辩的批判还可以被延伸运用于多种相类似的论证,这些论证大多试图重建某种形式的结局论finalism)。在此我仅想举一例,即如何将此论述延伸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式分析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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