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2-2)

他者也不缺席：如果持久的与死者或者幽灵们打交道，“我”也会成为幽灵们而迷失，而且，让死亡他者寄生在我身上，我成为“半存在”或“伴存在”，替补候选式的准存在！德里达的增补或者替补的思想由此而来！或者是与死亡结伴的并不在场的生命，但是我还是觉悟到我自己也是必死的，我也会最终成为一个死亡的他者，我会彻底消失，即死亡！

我会绝对缺席！觉悟到自身的缺席，对于人类必然会期待，希望自身的再次来临，不是在场，而是来临。

不缺席，说不缺席在于——不是自己的在场也不是简单的彻底消失了，而是有着来临，因此需要在未来的他者那里——活着的他者们也会总有一天消失，只有那个未来的，甚至绝对不会消失的他者——上帝的别名——不死的他者——到来，或者无数他者的链条继续，子子孙孙无穷溃了，一直余留对我的记忆，纪念我，才可能让我寄生在它们身上！

不再仅仅是我自身作为他者，而是他者作为了他者（the other as the others or the Other）。

这是遗言的书写，如同死亡之后，遗言还有着效力，还约束着他者，或者被他者所执行！必须有一个他者来让我寄生在他身上，让我也不缺席，显然这个在场不同于最初在场的这里的这一个，而是在他者——未来到来的他者——也是很多可能的他者的或者不可能的绝对他者——让“我”在“他”那里余存！

这个被动的寄生，以及自己主动的要求，就是祈祷，就是复活。

前者是复活——复活即是他者让我们复活，这个复活的结构是生命基本的结构，是伸展开来的结构中的一环，而希望我们被他者所纪念或者复活，这是祈祷！

这是不可能的经验，这个对他者绝对让我余存的经验，就是弥赛亚的希望的经验：希望有着一个绝对的弥赛亚来复活我，让我一直余存。如此的不可能的书写，就是遗言的书写，就是《旧约》与《新约》的书写，就是中国文化的自然空余的书写。

在文学中，整个《圣经》的写作，所谓的神圣经典写作都已经是如此，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巴洛克戏剧的写作，哈姆莱特的死后做梦，卢梭的《忏悔录》，巴特的谈巴特他自己的写作，巴特把自己的写作变异为女性的身体写作等等，德里达早期《明信片》与《丧钟》的双重书写，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的“等待的被动性”等等，都是如此不可能性的写作。

从可能性到不可能性，即是差异与延迟的结合，只有他者纪念铭写我，我才是充分的我，这个需要他者到来，但是那是延迟的；既然我会遇到无数他者，而且我会被很多的他者所铭写，这是差异的；

二者也是相互并存的，这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就是差异与延迟结合的延异，这个展开过程就是间隔（espacement，spacing）的铭写方式。

因此，这个外在化的书写，打开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对德里达解构的理解，90年代更多是从缺席与在场的对立颠倒上展开，因此几乎没有展开对不可能性维度的思考，更加没有清晰展开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相关的逻辑，就无法发现他者。

事实上，中国思想界对法国后现代思想因为没有打开这个不可能性的他异性维度，也就无法发现自身的他异性，也无法真正接纳西方这个他者，中国文化当前的混杂状态就来自于在各种可能性的偶发之中震荡，摇摆，并且无所适从。

Via：《夏可君，原稿件刊登于＜艺术当代＞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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