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后：福柯哲学与当代性的提问法（三） (2-1)

福柯表示：“尼采的疯癫、凡·高的疯癫或阿尔托的疯癫可能或多或少深刻地属于它们的作品，但关涉的是完全另外的一个世界。”[29]这一有别于“现代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显然不是“古典世界”或“古代世界”，而是“当代世界”。当代世界是没有了“主体”或“人”的“空的空间”。当然，这个世界并非没有“寄主”，诸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悄然涌现。早期现代人狄德罗预示了后期现代疯子“拉摩的侄子”，福柯则把尼采、凡·高和阿尔托塑造为当代疯子形象，他们其实就是德勒兹所说的不需要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摆脱了辖域，因为他们不再是所谓的“主体”，不再受制于观念和精神。「没有精神的人当然不会有精神病，因此，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实是不能被现代人所容忍的“新人”」。权力问题涉及对他人的治理或支配，但还存在着个体对他自身的治理或支配。自身技术涉及的正是自己对自己的治理，于是由知识和权力问题过渡到伦理问题。福柯有关当代性的描述和分析主要就体现在这一领域。

权力技术和自身技术一个间接地构成自身，另一个直接地构成自身。在《个体的政治技术》讲座中，福柯认为在18世纪末出现了一个构成为“现代哲学诸极”之一的、与“传统哲学问题”完全形成了鲜明对照的、可以在康德的《何谓启蒙？》中找到“其表述”的问题，即“我们在这个我们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什么”这一问题；传统哲学关心的是“真理的形式本体论”，而康德关于启蒙的反思更关注的是“今天的我们是谁”这一问题。[30]福柯认为，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尼采、韦伯、胡塞尔、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都尝试过回答这一问题。他本人加入到这一传统中，试图透过西方思想史，或更准确地说透过对我们的反思与我们的实践之间的关系的历史分析，对这一问题提供一些非常局部而暂时的回答。

他表示：“透过研究疯癫和精神病学、犯罪和惩罚，我已经证明我们自己是如何通过排斥某些他者——犯人、疯子，等等——被间接地构建出来的。我从今往后的工作处理如下问题：我们如何通过某些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发展到我们时代的自身伦理技术来直接构建我们的身份呢？”[31]福柯要清理西方人“对自己作为欲望主体的认识”，或者说清理西方人作为“欲望人”的历史。[32]这一清理要求摆脱作为欠缺或匮乏的欲望概念，就像德勒兹一样，他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物质主义欲望观，这意味着在审美或自身技术意义上的快感享用。对自身技术的有关思考发展了尼采的生命主义，将生命现象与自身关怀的伦理结合起来了。

福柯为此在古希腊和罗马(甚至包括早期基督教)的有关思考中寻找参照。他这样说道：“如果说我对古代感兴趣的话，这是因为，由于整个一系列的原因，作为对法则规范的服从的道德观念现在正趋消失，甚至已经消失。对一种生存美学的道德的寻求应该回应这种道德的缺失。”[33]

一种围绕身体和生命而展开的唯物主义确立起来了。

原文参考文献：

[1][2][3][4][5][6][7][8][9][29]Foucault,Histoire de la Folie à Classique,Gallimard,1996,pp.13～18,p.56,p.56,p.56,p.363,pp.366～373,p.368,p.554,p.557,pp.554～557.

[10][11]Foucault,Les Mots et les Choses,Gallimard,1966,p.13,p.15.

[12][13][14][22]Foucault,Surveiller et Punir,Gallimard,1975,p.14,p.30,p.33,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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