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箭头,意味着凡是能够预测自身未来行动的系统,都必须拥有时间的厚度(temporal thickness)。它们必须对自己和世界有着内部的模型,才能对尚未发生和有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做出推测。这样的模型或厚或薄、或深或浅,取决于它们能向后预测多远、向前“马后炮”多远——也就是取决于它们能否推断如果自己采取不同的行动,事情有怎样不同的结果。具有更深时间结构的系统,能够更加有效地推测自己行动带来的反事实的后果。神经科学家 阿尼尔·赛斯(Anil Seth)称之为“反事实的深度”。
那么,如果系统具有一个在时间厚度上很厚的模型,它会推测出或者选择哪些行动呢?答案很简单:它会尽量减少行动中可以预期的意外。证明过程用到了归谬法,从我们已知的这件事开始归谬:若要存在,就必须尽可能降低意外度、增强不证自明度。那么系统具体是如何让预期中的意外度降至最低呢?首先,它们会采取行动以减少不确定性,即避免未来可能遇到的意外(例如受冻、挨饿甚至死亡)。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为都可视为减少不确定性的机制:无论是受到有害刺激(例如滚烫的盘子不小心脱手)时本能的躲避行为,还是看电视或者开车时为了获取重要信息的那种“认知觅食”(epistemic foraging)。第二,上述这类系统对世界采取的行动似乎有某种目的,也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尚未发生但有可能发生的意外。
这样的系统可以算作一个主体,或者一个“自我”,总之它能够用有厚度的时间模型,对自己的未来作出积极的、有目的的推理。时间模型的厚薄之间存在的差别意味着病毒没有意识。尽管病毒能对外部环境采取推理式的反应,它们却既不能深刻理解自己的过去,也不能长远规划自己的未来。因此,它们不能采取行动防患未然,降低未发生之事的意外度。与此相反,人会积极地、有目的地采取行动来降低意外度、增强不证自明度;而在行为的决策过程中,主体未来的状况是重要的指标。比方说,假如我们像病毒一样活着,我们可以本能地调动自己的葡萄糖储备来抵抗低血糖症状。但是人类可能会做出更长远的规划:开始做饭。类似地,我们一般也不会说进化有意识。自然选择的过程确实会尽可能降低意外度(也就是尽可能增强适应性),但不会降低不确定性,也不会减少整个系统的预期中的意外度(也就是另类的,非达尔文式进化历程下预期的适应性)。
所以说,意识活动与更普遍的自组织行为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选择的规则。在无意识的过程中,选择是在“此时此地”完成的。例如:多个相互竞争的系统(例如进化中的表现型)之间的选择,或者条件反射的触发(例如简单生物具有化学趋向性,它们会靠近或远离某种化学物质浓度更高的区域)。相反,与意识相关的选择过程虽然也是并行运作,但它们都在同一系统之内——该系统同时模拟多种未来、多种不同场景,最终选择采取的行动会使意外度最小。有意识的自我仅仅是这样一种途径:以能够促进主动推理的方式,获取这些反事实的未来。
从进化到意识活动的一切生物学过程都可视为是在进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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