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式统一：吉尔德勒兹论主权的本质（三） (4-1)

柏格森的人性观在视野上近似于西方文明及其政治和经济组织模式的统治所代表的那种“世界公理”（1999：422）。虽然德勒兹并没有在这方面明确批评柏格森，但他们在权利、人性和民主方面的理解显然存在分歧。根据德勒兹的说法，我们今天在政治上缺乏的既不是民主的概念，也不是权利或人性的概念，而是对这些权利、民主和人性概念中的限制进行创造性抵抗。因为德勒兹认为，这些西方概念已经成为巨大的障碍，缩小了政治创造力的范围，建立了主权主张，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征服人民的策略，并剥夺了 人民可能通过与西方人文主义公理相冲突而重塑自己 的权力。“我们缺乏创造力。我们缺乏对当下的抵抗力”，他说道（德勒兹和瓜塔里 1996：108）。然而，鉴于西方哲学传统与“人类历史”的共谋，德勒兹认为，这种抵抗不可能来自西方世界内部，而必须来自外部。他认为，“概念的创造本身就要求一种未来的形式，要求一个尚不存在的新世界和新人民——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中找不到这样的人民和世界。民主是多数，但生成本质上总是多数人无法实现的”（同上：108）。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将德勒兹与柏格森的差异与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的差异进行对比。哈特和内格里指出，人性的概念已成为一种新型全球政治主权的源泉（哈特和内格里 2001）。国家主权的原则和实践得以延续，但前提是它服从于普遍的人类价值观（同上：18）。有关种族政治需求和利益不可分割性的主张已成为民主国家主权的转变和重新应用的条件，而不是瓦解民主国家主权的条件，这些社会形式和主观性被宣称为威胁这些利益和需求的普遍性。然而，问题是，尽管人文主义成为了这种腐蚀，哈特和内格里仍试图重新投资于“新人类”的可能性。他们将西方的历史描述为一种叙事，就像柏格森和德勒兹在他们先前解构主权问题的某些阶段所做的那样，这种叙事是由人类社会中统一性和多重性倾向之间的斗争所驱动的。然而，哈特和奈格里并没有像柏格森那样将这种斗争理解为一种重新审视主权的方法论手段，也没有去对抗（情感）之外的东西，而是将他们的全部信仰都寄托在多重性倾向上，并声称它在“诸众”政治项目的表达中优于统一性倾向。诸众指的是一种人类主体形式，它拒绝一切形式的主权权威，最终寻求在全球层面废除主权（哈特和奈格里 2004：353）。它指的是一种民主合法化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依赖于“人民主权”（同上：79），并且“不能被简化为一个整体，也不服从于一人统治”（同上：330）。他们认为，这种模式最终是为“新人类”创造条件（同上：356）。

数学联邦政治世界观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同人小说网http://tongren.me），接着再看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