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宅学：加尔布雷思对谈拉马尔（二） (4-2)

TL： 一些评论家强调御宅文化的日本性或日本起源（冈田斗司夫、森川嘉一郎、大塚英志）。另一些人（东浩纪、椹木野衣）则认为，与此相反，御宅文化的日本性是“伪造”的，而不是真实的，它是在战后美国流行文化在日本兴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如此，在这些争论中，国家通常是讨论御宅族的参照系。当然，由于日美军事和经济关系继续影响着日本的日常现实，因此日本粉丝文化的讨论转向这一方向也就不足为奇了。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亚文化与霸权的模式允许国家内部存在冲突和反抗的可能性，而关于御宅族的讨论却倾向于不把御宅族或粉丝文化作为国家内部差异的来源。相反，讨论的重点是民族的不正常或偏差倾向，默认存在一个正常和健康的民族，并假定在御宅族出现之前，日本可能更加正常和健康。

因此，问题不在于国家和国家主权倾向于为理解御宅族提供一个视野，而在于国家形式被自然化，而不是被质疑。因此，在日本的论述中，即使承认御宅文化的跨国性，国家之间和国家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比如，日本御宅价值观与美国御宅价值观）也比国家内部和跨国之间的差异（比如，信息获取、购买力、性别、阶级或其他形式的社会差异）更受关注。为了反驳这种对日本的重新认识，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一些制度性、结构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因素。

首先是战后出现的所谓大众知识分子。正如小谷真里（Kotani Mari）在《技术哥特》（Techno-Gothic）一书中对“少女”的描述（其中一章的译文出现在《Mechademia 2：欲望网络》中）所指出的那样，战前日本中上层阶级的知识追求和“修养”在战后随着识字率的提高、财富的增加以及报纸和电视等媒体的普及而变得普遍起来。随着财富和识字率的提高，世界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自治学派（Autonomia school）理论家经常引用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的论述来理解这一历史性转变，莫雷奇奥·拉扎拉托（Maurizio Lazarrato）则用“大众智力”的出现来描述这一时刻。

在日本，第二个因素赋予了这一扩张以特殊的拐点——爱好文化（hobby culture）。我所说的爱好文化，不仅指对爱好的重视，还包括对高中和大学中的俱乐部或圈子的制度性支持。虽然不一定有大量的资金支持，但俱乐部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大学，学生们在高中的多年努力得到了回报，有了更多的业余时间。这些大学圈子经常促成Comiket和其他粉丝活动中圈子的形成。Gainax通过大阪科幻大会起步并非偶然，该大会是由一个大学科幻社团组织的。类似的组织能力也为Comiket、Wonder Festival和其他活动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第三，虽然日本文化产业的命运时好时坏，但日本不仅拥有成熟的电影、动画、漫画和电视产业，还从许多地方进口娱乐产品。长期以来，日本的制片人和消费者对美国、香港、中国和欧洲的娱乐节目都有很高的了解，同时也对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形成的电影、漫画和动画的混合表现手法有所了解。其结果是，人们对跨越国界的类型惯例以及明显具有国际性或全球性的表达方式有了更高的认识，即使目标受众是日本人。直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的一些地方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全球性的表达方式，因为好莱坞产业通过控制国际发行网络，有效地将自己提升为全球表达方式的唯一承载者。现在，人们仍然非常不愿意承认日本娱乐业的全球地位。正如大塚英志敏锐地指出的那样，宫崎骏的动画电影是绝对的全球娱乐，而将其重新编码为独特的日本电影的愿望只是为了形成吉卜力工作室的品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表达模式如何同时具有地方性和全球性，以及如何应对普遍化的实际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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