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怎样记忆（三） (6-5)

最后，与 19 世纪末它的发起者相比，伽罗瓦社会记忆的这种自主性体现在没有把数学作为阐释的主题。伽罗瓦的形象开始同一些与科学毫不相干的价值和符号联系在一起。

尽管迪皮伊和坦纳难免会对伽罗瓦的政治献身产生同情，因为两人都是德雷福斯的护卫者，而且与卢西恩·赫尔和社会主义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几乎没有证据能表明他们在著作中串通一气。充其量，迪皮伊的传记中有一处关于皮埃尔·勒鲁的注释表明他同伽罗瓦一样曾加入过“人民之友”。事实上，广大民众对勒鲁一无所知，但是社会主义者饶勒斯当权时乐意追认他为一名先驱。迪皮伊提到伽罗瓦只表明了自己在精神上与 1830 年共和党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鸣（Fourni ère 1901, pp.170- 172,192）。但是迪皮伊的读者不会对这种政治层面的意涵视而不见，这一点有助于重新激活对伽罗瓦共和党身份的记忆。激进的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尔方斯·奥拉尔声称这篇传记是“对共和思想历史具有启发意义的文献”，能够让读者“准确了解当时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思想状态”（Aulard 1897,pp.86- 87）。

同样，通常会发表不同题材类型文章的《半月手册》再版了该传记，这说明查尔斯·佩吉读过这篇文章后对伽罗瓦产生了兴趣。(《半月手册》从一开始就宣称它的德雷福斯风致。佩吉最终让自己远离这种潮流，但该刊保留社会主义者的视角（Leroy 1975, pp.17- 30）。)事实上，佩吉并没有把伽罗瓦作为数学家看待，而是把他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价值观与思想的捍卫者。1911 年，佩吉曾批评拉维斯领导下的高等师范学校，并拿它和自己学生时代那“洋溢着最高尚的法国传统、共和传统、自由和革命传统”的学校进行对比，把它形容为“心灵的归属地、埃瓦里斯特·伽罗瓦的家园” （Péguy1969, p.230）。

最终，伽罗瓦神话在文学作品中占了一席之地。从两个作品的对比来看，两者的灵感无疑都来自于坦纳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纪念性演讲，阐明了曾脱离作品历史背景的伽罗瓦社会记忆的主要特点。首先是本文开篇提到的维克多·塞加朗的文章（Segalen1906）。塞加朗在伽罗瓦和兰波之间所进行的平行对比是基于双重人格、早熟和对现行秩序的反叛上的，没有引起数学和政治方面的回忆。因此，埃瓦里斯特·伽罗瓦只有经过重塑，抹去其特有的性格特征才能符合一种文学原型。第二个文本是阿兰在 1909 年发表的《前言》（一篇简介）。(编者注引用阿兰的一封信，信中称他已从《粉红色杂志》（《科学杂志》为人熟知的昵称）中了解到伽罗瓦的情况。)文章第一段中简述了伽罗瓦的数学，随后这位哲学家总结说：“……这差不多是我能说出的全部内容了。但我还是把他的传记留给善于描绘说教形象的道德学家和杜撰者吧。”（Chartier1909, 1994, pp.295- 296）

阿兰更对这位年轻数学家的个性以及有关他的各种不同描述感兴趣（而非对他的著作感兴趣）。他的《前言》的剩余内容贯穿了伽罗瓦的一些生平事迹：寄发给科学院的论文、未能进入巴黎理工学院的挫折、被预科学校开除、投身共和事业、监禁岁月的状况以及最后决斗前一晚的状态。阿兰从伽罗瓦之死中提炼出故事的道德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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