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没有试图赋予伽罗瓦独一无二的天才形象,而是把他变成一种模范人物,只要世俗之人常葆青春活力,抵制惯例和从众就可以有所成就的一种象征。反抗社会的伽罗瓦这个人物的实际死亡和那些全盘接受社会的诸多伽罗瓦形象的象征性死亡形成呼应。然而,尽管对于“编造说教性形象”和沉溺于冷嘲热讽的那些群体,阿兰让自己置身其外,但是他的作品中有编写传奇的元素,再次向读者展现了相同的情节,并突出了伽罗瓦英年早逝的特征。因此,《前言》表明了传奇人物伽罗瓦在集体记忆中所引起的共鸣,这种集体记忆曾逃出数学家的垄断,又在全部的社会记忆中占有相应的分量。
从 1832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伽罗瓦的记忆在由与高等师范学校有交往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人士重新表述之前,最初是由他共和党朋友的证词转述的,随后才由数学家群体记述的,最后,以一种集体化规模从最广义的程度上呈现出来。因此,伽罗瓦死后对其贡献的追授依赖于不同时期框架的关节点,从《刘维尔杂志》发表了他的那篇论文及师范学校百年校庆纪念开始,到数学研究被接受需要的时长;还依赖于不同地方—— —无论是在学院类的地理地域、像人际圈一样的象征地域,还是依赖于诸如期刊和教科书中的各种材料。这与编织伽罗瓦的竞争性回忆紧密相联,也和这些记忆共存的空间紧密相连。因此,伽罗瓦研究的首批出版物反映了数学界特有的目标和战略。更确切地说,它成了数学家与其对手之间开展的一种象征性记忆竞争,最终目的是为了统一伽罗瓦的理论。然而,正是因为这种努力超越了局部利益,这些文本摆脱了该群体的限制并接触到更广泛的读者群,尽管他们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但他们也发挥了自己的自主性。因此,虽然不同学者的回忆都被一种统一的学科基质所取代,但同时也建立了关注其他对象的另一种记忆。人们所记住的不是数学学科专有的知识、规范和价值观,而是伽罗瓦“本人”以及从广义上说和他的著作有关的“思想”。因此,对伽罗瓦著作的消化吸收过程也是回顾伽罗瓦这个人物的性格的过程。
哈布瓦赫在《音乐家论文集》中提到,聆听音乐的方式有两种: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声音及其合成上,集中在音乐的概貌和对象上”,也可以沉浸在音符的韵律和连贯上,“随着音乐缓缓展开,它只是我们思想的一种伴奏”(Halbwachs 1997, p.45)。同样,20 世纪初以来,记住伽罗瓦的方式也有两种:学术性记忆和“文化性”记忆。把伽罗瓦塑造成一位被人们误判的天才和现代数学创始人的这种文化性记忆皆而有之。即便如此,对它的研究也无法缩小到重现领域。伽罗瓦的后世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结构,不是仅仅经过调查虚构性和纪念性实践活动就可以解释清楚的,因为它也是根据他的著作在数学领域内的重大意义以及他的著作在其他领域(如认识论领域)的接受程度而论的。伽罗瓦的形象主要是供那些不注重伽罗瓦研究成果的实际内容而把他视为某种数学或科学化身的作家所使用的,但我们不能为了解释伽罗瓦著作的意涵而人为地把这些话语与专家的话语分开。
本文转自:《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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