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二） (6-2)

外国观察者们对这种“家族氛围”（air de famille）印象深刻。当加里·古廷（Garry Gutting）向英美读者介绍欧陆的科学哲学时，他提及一种“法国网络”（French network）。这一“网络”包含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当皮特罗·雷东迪（Pietro Redondi）为印度读者编选法国科学史家的文集时，他提到了科学史中的 “法国之争”（débat français）。这一时期最好的两位专家一致承认，在科学哲学中存在着某种法国传统。

这种共同特征同样也被一些其他的观察者所注意到。这些观察者虽然是法国人，却外在于，甚至敌视这一潮流。例如，万森·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同意，确实存在一个“法国实证主义学派，这一学派被认为是在研究不同知识专业中发挥作用的各种概念的历史”——而福柯正是诞生自这一学派。而根据皮埃尔·雅各布（Pierre Jacob）的说法，这种以“历史主义”（historicisme）和“认识论上的区域主义”（régionalisme épistémologique）为特征的“后巴什拉科学认识论”（épistémologie post-bachelardienne）将会导致相对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的后果。

因此，对于这些“来自外部”的视角而言，似乎确实存在某种“法国科学认识论”。同时，对于这一家族性的展现，也可以基于那些“来自内部”的证词，即作者们自己的证词。康吉莱姆就总是坚持他和巴什拉之间的亲缘关系——他有许多文章是献给巴什拉的，并且，他也系统化了巴什拉的认识论工作。

康吉莱姆甚至还进一步将这种科学哲学中的“法国风格”的起源追溯至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这种科学哲学具有两个特征：第一，认识论只能是历史的；第二，这种历史必须是“哲学的”——换言之，是批判的，是被赋予价值的（valorisé）。

同样，福柯也是身处于巴什拉与康吉莱姆的脉络之中。当他在当代法国哲学的内部划定一条“分界线”时，他区分了“经验、意义和主体的哲学与知识、理性与概念的哲学。前者是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哲学，后者则是卡瓦耶斯、巴什拉、柯瓦雷与康吉莱姆的哲学”。同样，福柯也将这一区分追溯至19世纪，追溯至梅讷·德·比朗（Maine de Biran）的哲学与孔德的哲学之中。他宣称，自己毫无疑问归属于第二条脉络之中，并强调这一脉络对二战时期的抵抗运动的参与——尽管这一脉络看上去是“最理论化的，在思辨任务中是最具条理（réglée）的”。

无疑，福柯在这里对法国哲学史进行了一个高度图式化的表述。正如米歇尔·菲尚（Michel Fichant）正确指出的那样，卡瓦耶斯、巴什拉、科瓦雷和康吉莱姆这些名字的“并列”，“与其说有助于澄清一种理论状况，不如说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有益处的是去辨别这四个名字各自所特有的独到之处”。事实上，把康吉莱姆和福柯仅仅视作巴什拉的后继者确实过于简化了。康吉莱姆的第一个直觉很大程度上早于他与巴什拉的相遇。而对尼采的解读可能比对巴什拉的解读更能有效解释福柯作品的产生。至于巴什拉的作品本身，无疑是不符合康吉莱姆所提出的“经典”（canonique）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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