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性这种“法国科学认识论”,还有待考察。多米尼克·勒库尔(Dominique Lecourt)在向外国传播“法国科学认识论”的主要代表的论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坚持认为,他们并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学派”,并认为在这一领域中我们更应该谈论的是一种法国“传统”。这一视角当然有其坚实的制度性基础。阿贝尔·雷(Abel Rey)、巴什拉和康吉莱姆在索邦依次接替前者的教席,并相继担任了科学技术史研究所(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的主任。
人们还可能注意到,福柯的论文是由康吉莱姆指导的,康吉莱姆把自己的论文献给了他的论文指导教授巴什拉,而巴什拉则把自己的论文献给了他的论文指导教授阿贝尔·雷。不过,因为并未考虑到这些作者各自的原创性,这样的观点仍然是肤浅的。
如今看来,用“科学思想的风格”(style de pensée scientifique)来描述这些不同作者之间的共同特征可能更为合适。科学哲学家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阿利斯泰尔·克龙比(Alistair Crombie)或伊安·哈金(Ian Hacking)为这个术语赋予了含义。当我们谈到“科学思想的风格”,我们就可以指出某一特定时刻出现,并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某些共同特征,但同时也能说明属于这种风格的每个作者各自个性化。
正如我们所表明的,风格这一概念既有“个性化”的功能,也有“普遍化”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承认科学哲学中存在的“法国风格”。而这也正是康吉莱姆所做的。康吉莱姆强调,孔德通过对科学史的 “哲学概念化”(conception philosophique),成为了“在我们看来,科学史中法国风格的原创性的来源,而且我们应该保持这种原创性”。
如果说,人们承认科学哲学中存在这样一种“法国风格”,那么也应该选择出最能说明这种风格的作者。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风格的最初体现在了孔德的身上。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作者,例如阿贝尔·雷,他给予了这一风格制度上的基础。无疑,我们应该像福柯那样看到卡瓦耶斯或科瓦雷的工作。
我们还可以在这一风格的晚近时期看到弗朗索瓦·达戈涅(François Dagognet)或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作品。同时,我们也有理由提到那些不是法国人的作者,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发现了这一历史认识论传统的某些方面,如伊安·哈金、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或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得是法国人才能阐明这种科学哲学中的“法国风格”,甚至我们可以说,种风格似乎在法国国外比在法国更富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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