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三） (6-6)

福柯采纳了这种不连续的观点。他指出，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和方法”，因为科学史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了“断裂现象”上去了。他明确提到了巴什拉。“在他对科学史中的不连续性的反思，以及在理性对自身的工作之中理性自身也成为了分析对象这一观念之中，存在着一系列我反复使用的要素”。福柯的“考古学”不同于“观念史”。“考古学”想要讨论的是“切断、裂隙、裂口、实证性（positivité）的全新形式以及突然的再分配”。

康吉莱姆对于断裂可能并不那么敏感。在他所关注的生物学和医学史中，确实很难看到真正的断裂。因此，他更倾向于去思考历史上的人物的作品中独特断裂、“一连串的断裂或部分的断裂”以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康吉莱姆走得很远。因为他对诸如哥白尼革命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具有的断裂特征提出了质疑——甚至“哥白尼革命和伽利略革命也都留下了一些遗产”。

或者说，在一种整全的视野之中，他试图超越连续性和不连续性的对立（这种断裂可能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重要）。“断裂的认识论适用于科学史上的加速期……，而连续性的认识论则在知识缓慢的开始或觉醒之中，寻找自己的偏好对象”。

相较于标记断裂，康吉莱姆更乐于寻找“亲缘关系”（filiation）。比如在《反射概念的形成》中，他就试图证明反射概念的真正“生父”是生机论者的托马斯·威利斯（Thomas Willis），而非机械论者笛卡尔。“科学史，其首要义务便是承认那些确实是生父之人为生父，即使有别人被判定为更值得占据这一位置。



Georges Canguilhe

“认识论的障碍”和错误

自其学位论文起，在巴什拉的思想中，对认识论断裂的存在的观察便占据了首要位置。正如康吉莱姆指出的那样，巴什拉直到“后来才发展出了能够说明这些问题的哲学概念”。断裂意味着需要打破一些东西。这种必须被打破的东西就是巴什拉所谓的“认识论障碍”（obstacle épistémologique）。

“必须从障碍的角度来提出科学认识的问题”。根据巴什拉的说法，这些科学认识的障碍内在于认识之中。“正是在深刻地认知这一行为中，基于某种功能的必然性，迟钝与麻烦逐渐显露”。这种关于人类思想中固有障碍的想法使我们回想起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的《新工具》中所描述的“部落的偶像”。

康吉莱姆与福柯后来都对巴什拉用心理学或人类学术语来描述这些障碍一事表达遗憾。在《科学精神的形成》（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中，巴什拉列举了现代科学在十七、八世纪的诞生时的一系列障碍，这些障碍主要由科学中长期存在的图像构成：植根于日常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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