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四） (6-1)

总而言之，当哥白尼把天文学传统中所包含的观念以一种彻底的方式组织和整合在一起时，便产生了他关于行星体系的新模型。但是首先，如果不是因为此前唯名论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和宇宙论的批判，如果不是因为从那种批判中得来的概念上的有用的“副产品”（“部分聚为一个整体的欲望”、“冲力”），那么他和他的读者都不可能认真地把这一模型接受为一种对自然的描述。其次，如果不是因为他能够在中世纪晚期神学中发现的这样一种自然模型以及同它的一种非视觉的“理论”关系，那么，他也许就不可能相信并追求那种（他的确相信并追求的）关于一个同质自然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的说法，即对科学之可能性的信念是中世纪神学中的一种无意识的派生物，是相当正确的。[不过这可能就不是在他原本的意义上说了]）。因此，哥白尼的努力和成功是通过经院哲学体系内在的逻辑和该逻辑在体系中产生的修正而成为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哥白尼革命既不是一种对欧洲意识的“外来”输入的结果，也不仅仅是一种或多种前近代的（pre-modern）哲学传统重新变得显著的结果，亦不是这些因素同各种社会状况的一种结合的结果，而是反映了整个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而有系统的过程。

　　4. 这种分析是否会导致“相对主义”？

　　 这种对于“哥白尼的可能性之开启”的过程的分析是否像它看上去那样隐含着，在中世纪晚期之前，哥白尼的理论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获得拥护）？布鲁门伯格认为，通过唯名论，基督教神学在为使哥白尼在那个历史时刻出现营造条件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由此得出的前面那个结论将与我们通常的科学观念形成尖锐对立，这种观念认为，科学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主性的过程，它所产生的输出可以影响我们的其他活动，但科学本身却并不依赖于后者，不依赖于除物质输入之外的任何东西。它还可能暗含着一种与我们关于合理性的通常假定之间的冲突。布鲁门伯格对于哥白尼的天文学变革的分析，连同他关于“自我推进的对待世界的科学态度”（这已成为近代自我肯定的并发特性当中的一个主导观念）的新颖性的评论，也许会使我们料想，就像米凯尔•海德尔贝格所说的那样，在布鲁门伯格看来，“使得科学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成为可能的条件在近代科学出现之前尚未产生出来……[于是]很自然地……我们无法在托勒密天文学和哥白尼天文学之间找到一种纯粹内在的关系，使其足以证明哥白尼理论的选择是理性的。”于是，在托勒密天文学和哥白尼天文学之间的“选择”将不是一种能够用理性加以论证的“选择”，而要依赖于它的时代关联（epochal affiliation）——依赖于我们所经历的历史经验。这种科学观以及对哥白尼的看法不仅与科学理性主义所宣称的普遍价值、可理解性和权威性相冲突，而且不禁使人好奇，为人类整体所共有的合理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合理性。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布鲁门伯格，那么他似乎就是一个相当极端的相对主义者。他的思想很可能会招致以下批评，即它至少是对（不同时代和文化的语言之间）翻译的可能性，或者还包括（如果把它的逻辑推向极端的话）一般意义上的交流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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