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完结） (2-2)

　　如果这样一种“向心的”转向果真发生了的话，那么它很可能会被人说成是一种新的“地心说”，并且有人类中心主义之嫌。布鲁门伯格并不担心其中的任何一种说法，不过他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探索地外心智——即当前被讨论的最引人注目的“离心”计划——的怀疑性问题最后终于变成了一个建议，它又一次（就像他对我们在史学中应用“被从中心移开”这一隐喻的分析那样）使得通常对“哥白尼革命的训诫”的应用显得有些草率。布鲁门伯格说，他所担心的是，“从先入之见证明人在后哥白尼时代的自由的重任”没有落在那些怀疑地外心智存在的人身上，而是落在了那些为之进行论证的人身上，因为认为理性是有机进化的自然顶点，这一假定（所以如果这种进化在宇宙中的另一个地方发生，那么它将最终产生理性存在物，我们也许有朝一日能够与之进行交流）可能本身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个幻觉（一种对“人要把创造的极致交给自己妥善保管的古老偏爱”的重复）。布鲁门伯格写道，如果一个人遵从“人类学的所有暗示，那么理性就将不是自然成就的顶点，甚至也不是其逻辑上的延续，而将是一条缺乏调节的危险道路、适应的一种代用品、由于以前使人安心的实用安排以及对周围稳定环境的长久不变的专门化不再有效而想出的一种权宜之计。”如此一来，被十八世纪当成哥白尼主义本质的东西——即理性作为其他一切事物的目的在所有“世界”中都普遍存在——将是一种根本性的“前哥白尼的”错误；而接受地球可能的独特性和人的理性将是前后一致的哥白尼主义中的下一个期待已久的步骤。

　　以这种方式“让理性归于其位”（无论是比喻意义上还是字面上），当然也是布鲁门伯格针对笛卡儿/启蒙运动/实证主义把科学理性（相对于人的其他思维模式）奉为一种已经掌握的超越于其他一切的合理观察而一直在进行的“相对主义”批判的推进。这种批判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推论就是，最后一章把从太空（更具体地说是从月球）看地球的活生生的体验当成了其出发点。“开普勒已经预先描述了它，但如此一来，知识就不是重要的东西了。”于是，在布鲁门伯格所认为的这个“太空时代”正在经历的向心的、“向地性的”转向中，视觉的“直观”又重新把自身肯定为人与世界之关系的一个关键要素。因此在这里（也是既没有指责，又没有拒斥我们思考这些主题的历史中的任何阶段），布鲁门伯格又一次用被现代性（经常是以“前后一致的哥白尼主义”的名义）斥之为过时的偏见的前近代假定重新建立了一种连续性。就像在《近代的正当性》和《神话研究》中那样，他在这里也是要努力把近代的本质性成就与其修辞性的伴随物区分开来，并且表明这些成就是如何从人的经验的其他方面发展出来，而不是使它们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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