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现代性与基督教
4.
《近代的正当性》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人的自恃(self-reliance)或(如布鲁门伯格所说的)“人的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这一近代主题的起源和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自十七世纪以来,我们变得如此专注于安全和生存,对缺乏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对获取一切种类的手段(资本、技术、对世界的机械论解释)都乐此不疲——总之,为什么我们变得如此“世俗”,如此不愿依从于(就像前人那样)一种宇宙秩序、一种神意或被许诺在来世得到拯救?
在讨论布鲁门伯格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之前,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如果现代性是以这种方式描述的,那么哥白尼本人就决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人(尽管他被认为在近代的自我形象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在自笛卡儿和培根以来的近代思想看来,他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论——“上帝为我们创造的世界”——是原则上不可接受的,这就是这一点为什么一直被那些想让哥白尼本人充当标志近代开端的革命者的人所忽视的原因。哥白尼极其幸福地不晓得,自己后来将被称颂(和谴责)为“把人从中心移开”,听任其自生自灭。
关于近代的“自我肯定”源于何处,现在通常的回答是,它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的、正常的和理性的态度,一旦诸如神话、独断论和偏见等障碍——以及像宇宙的和基督教的神意以及拯救的许诺等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觉——被驱除干净,这种态度就会自行肯定自身。至于为什么这些“障碍”会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占据统治地位,我们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看法。在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和古代寻找现代性的“征兆”(许多人都就此做过不少努力)当然并不解决问题。自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以来,这种对现代性自身的天真的无知已经引发了这样一种怀疑,即现代性实际上是否代表着一种与某种更加伟大的、更为一致的生存模式(时常被等同于基督教、神话、宇宙秩序等等)的可悲的决裂。
正如《近代的正当性》的标题所暗示的,这并不是布鲁门伯格的态度。他在那本书中倾尽全力来反驳这样一种说法,即认为近代概念实际上是中世纪和基督教的原初概念的“世俗化”版本,因而是不正当的。但他也不接受通常的笛卡儿/启蒙运动/实证主义关于现代性的自我形象,即认为它完全是“正常的”和没有问题的。他的做法是对“现代性源自何处”进行一种全面的分析,而没有把它当作其它某种东西的一个转变后的版本,或者是某种始终就在那里的东西(但被其它事物遮掩起来了),他明确指出它不是“突然间”发生的。简而言之,布鲁门伯格把现代性说成是解决一个问题的一种尝试,这个问题隐含在中世纪晚期关于上帝、人和世界的整个思想状态中。正是这个问题使得现代性在历史中的一个特定时刻成为适当的,而在较早的时期,由于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它尚未浮现出来),现代性也就隐而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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