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三） (5-3)

然而，“代具”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似乎它的功能只是替代残缺的身体器官。譬如，某人不幸在车祸中失去双腿，不得不装配义肢/代具。为了更好地阐明器官学的宗旨，在此引入德里达的“替补”（supplément）概念。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反复强调，替补具有双重意义：补充与替代。“替补概念……自身涵盖两种意义，这两种意义的结合既怪异，又属必然。替补补充，它是剩余，是充实另一个充足性（plénitude）的充足性，在场的填充（comble de la présence）”。（Derrida, 1967, p. 208）补充之义不难理解。落实到人与技术的关系，这意味着人是自足的，技术是辅助工具，它的功能是更好地服务于人——锦上添花。即便没有技术，人依然无所缺失。这是工具主义技术观的基本主张。另一方面，德里达进一步指出，“替补代替（supplée）。它补充只为取代。它介入或混入代替（à-la-place-de）；如果它填充，那也如同填充虚空。如果它代表（représente）或临摹[在场]，那也是通过在场的先天缺失进行的。作为替补者和代理者，替补是想取而代之的副手、下属机构。”（ibid, p. 208）这层含义略显费解，但也更深刻。就人与技术而言，替代意味着赋予技术以构成性意义。技术作为人工器官似乎对人只具有辅助性和补充性意义，但它事实上构成着人的本质。鉴于人的本质就是缺乏本质即“在场的先天缺失”，技术便能够发挥构成和替代的功能。举例来说，我们常常将一些事情记在日记本上以备忘，似乎日记只是大脑记忆的辅助。但是，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是有限的，而且记忆会犯错，所以一段日子过后，日记反而成为判定记忆是否准确的依据。日记看起来只是记忆的补充，反过来却成为记忆的替代。

本文主张，器官学就是替补存在论。一方面，它的中心关怀是关于此在与技术的存在论。存在论关涉人与技术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等基本问题，与伦理学、政治学有着原则性区别。另一方面，它坚持技术作为器官是此在的替补。技术看似是辅助工具，实则是对此在具有构成价值的必要器官。这样，技术的器官学之思既不同于流行的工具主义，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座架”理论，或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等等。技术器官学主张，人不是自足的，技术对人具有构成性，人只有借助外部器官才能成为（become）自身。在这一点上，器官学与德勒兹的根状茎（rhizome）存在论颇有亲和性，二者都强调联结与生成（becoming）。“根状茎没有开端，没有结束；它总是位于途中（middle），在事物中间，是居间存在、间奏曲。树是血统，但是根状茎是联姻、独一无二的联姻。树强加动词‘是’（to be），而根状茎的成分是连词“和……和……和。这种连词具有足够的力量去动摇动词‘是’并将其连根拔起。”（Deleuze, Guattari, p. 25）此外，器官学之思与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以及克拉克的“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也颇有共鸣。它们的共同点是：放弃实体主义，走向关系主义；放弃静态思维，走向动态思维。

参考文献

斯蒂格勒，2018年：《意外地哲学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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