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三） (5-1)

第三、器官学的核心任务是说明器官学之物（the organological）与有机物/器官物（the organic）之间的关系。对于二者，一般不难作出区分。有机物/器官物是活的、有生命的，而器官学之物是死的、无生命的。可是，器官学之物的独特性在于尽管它们不是有机的（organic），却是有机化的（organized）、有条理的、有组织的，具有特定的秩序和结构，并犹如身体器官一样发挥特定的功能，如手机、电脑等等。进一步说，器官学之物（技术）影响、改变或塑造着有机物/器官物（此在）。“广义器官学设定，器官学之物——在技术和技术学替补（technological supplement）的意义上理解——修改着有机物/器官物，即修改着它的延异（différance）过程：它的分化与延迟，它的空间化和时间化，以至于从中出现了新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过程，即新的生命形式。”（Stiegler, 2020, p. 80）这也是技术生命概念的独特性之所在。生命离不开技术，技术作为人造器官不断修改着生命。不同的器官/工具及其连接方式将塑造出不同的生命形态，产生出不同的个体。

第四、更具体地说，不同器官之间是“转导关系”（transductive relationship）。转导（transduction）来自法国技术哲学家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那么，说有机物/器官物（人）与器官学之物（技术）之间是转导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在技术生命中，有机物/器官物的有机性（organicity）是由器官学之物源初构成的，反之亦然——器官学之物本质上是由技术生命的有机形式构成的。换言之，在技术生命中，思考有机物/器官物离不开器官学之物，反之亦然。”（ibid, p. 80）在《技术与时间》第二卷导论，斯蒂格勒对人与技术的转导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技术或许看起来是‘精神’、‘文明’、‘人类’的对立面，但它却是人的命运：人与技术不可分割，双方通过西蒙栋所谓的转导关系相互缠绕（这种关系构成它的关系项，一个关系项离不开另一个关系项，诸关系项是共同-构成的（co-constituants）”。（Stiegler, 2009, p. 2）可见，转导关系意味着人与技术是相互构成的。技术作为人工器官不是此在可有可无的工具。它构成着此在，改变着有机体的性质和形态。

第五、器官学的落脚点是人与技术。斯蒂格勒宣称，器官学是对有机器官、人造器官和社会组织之关系的研究。广义的器官概念似乎无所不包，这让器官学显得大而无当，一个试图解释一切的概念框架是令人生疑的。其实，器官学的优先关注点是人与技术，它涉及的中心问题是：技术在什么意义上算作人的器官？人为何需要技术作为器官？技术如何改变人的存在方式和认知方式？这种改变是否会威胁人的存在？因此，我们应当把器官学首先看作关于人和技术的存在论，并且以“替补”为导向。

五、器官学作为替补存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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