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实质性的,有些是人口统计学上。例如,哲学可以是一门强烈的雌性恐惧症的(gynophobic)学科。然而,像我刚才提及的领域已经有了一段很长的唯物论者探索的记录。对于某些作者们来说——在这里,我认为像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本体论上的思辨,对于后结构主义来说是一剂必要的解毒药,这种经常在SR圈子里重复的断言本身就是一个谣言。对于其他人来讲,千禧年过后,后结构主义的式微和思辨实在论的伴随出现,感觉不太像一种离去,更像一种他们最了解的东西的回归。例如,我专注的领域媒介研究,几年以前就从文化符号学撤离,途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和德国新媒介理论转向更持久的、关于档案的材料研究;电影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过类似的转向。2007年,思辨实在论的到来无疑使这些问题被集中起来,并给了它们一种新发现的哲学上的清晰度,但是与此同时,它也强加了一套新的规则。与哲学上的实在论相反,对于特定的哲学问题,如外部世界的真实性或我们获取像这样一个世界的知识的能力,唯物论从不限制它自身。唯物论长期以来对外部世界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不过仅仅感兴趣于这种外部世界被理解成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世界。所以,我怀疑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从实在论回到唯物论。
再给相关点多一些放大。后结构主义的终结后,近年来知识发生了后续的重组,两个新派系已经出现。第一派的网状经验主义者(Reticular Empiricists)大部分是德勒兹(除此以外还有怀特海)的追随者们,侧翼则是拉图尔主义者们的一支强大军队。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过程哲学家(processphilosophers)和感受理论家(affect theorists),包括一些有趣儿的作者,如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和斯蒂芬·沙维罗(Steven Shaviro)。我也给几个新唯物论者做了归类,特别是那些卡尔·萨根-德勒兹主义者们(Carl Sagan Deleuzians ),他们在粘菌(slime mold)和量子怪诞性(quantum weirdness)上提供了他们的反思。一些人与SR/OOO有联系,当然肯定不是所有人,这些人就是网状经验主义者中的一类或另一类。
第二点是,泛化的共产主义者(Generic Communists)由来自最近的深具活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残余组成。巴迪欧是其中伟大的捍卫者。也包括齐泽克,以及奈格里圈子的那些人。我想,也包括彼得·霍尔沃德(Peter Hallward)、布鲁诺 · 波斯蒂尔(Bruno Bosteels)、阿尔伯特·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朱迪·迪恩(Jodi Dean)、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杰森·史密斯(Jason Smith)、本雅明·诺伊斯(Benjamin Noys)。无政府主义者和传播理论追随者也都在这里,《重建世界》杂志(Tiqqun)、隐形委员会(Invisible Committee)、尾注(Endnotes)。而且,虽有很多非凡的差异,我也把拉吕尔放到这里面来。以我的阅读经验,拉吕尔是一位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其中夹杂着健康剂量的诺斯替主义和神秘主义。他有一个泛化的共产主义理论,其竞争对手甚至是巴迪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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