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汀·梅亚苏与思辨实在论 (5-2)

然而，梅亚苏并不认可相关主义对于前先祖问题的任何一种解答，对于后者，梅亚苏认为其混淆了空间对象与时间对象的差异，而对于前者，梅亚苏则认为其过度强调了经验论对本体论的依赖，却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双向依赖关系。不过相较于针对以上两种思路的反驳，真正的重点在于，梅亚苏认为相关主义的思维模式已经严重僵化，落后于科学发展，且为信仰主义的复辟留下隐患。相关主义对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没有任何应对能力，只知道对其前反思实在论进行一些不痛不痒的攻击，固步自封地坚守着相关性的反思领域，同时，相关主义绥靖了各类反智的宗教观念或神秘主义，因为宗教所探讨的超验领域是不可知的，所以任凭其如何捏造也无法对其进行反驳。梅亚苏在《有限性之后》中所力图的达到的目标，就是要突破束缚了哲学发展几百年的相关主义窠臼，以思辨的方式重新确立起新型的实在论，该实在论不仅能经受起相关主义的考验，同时还能接洽客观的数学、科学领域。换言之，梅亚苏要恢复的是笛卡尔式的事业：正如笛卡尔在《沉思录》通过首先确立一个完满的上帝以突破自我的窠臼，再以上帝作为担保推出了数学领域的客观性一样，梅亚苏的思辨实在论也要首先要从相关主义的牢笼中拯救出一个绝对之物，再以该绝对之物作为抓手复苏客观的数学对象，从而使哲学重新恢复正确认识科学命题的能力。

梅亚苏所要恢复的绝对之物不是别的，而正是对相关主义原则的激进化贯彻——“绝对是必然之物的绝对不可能性”[1]，即：唯一绝对的是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唯一必然的是任何事物都是偶然的。“不是某种特定的存在者必然存在，而是一切存在者都有可能不存在这一点是绝对必然的”[2]。梅亚苏将其称之为“非理由律”，以与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相对立。充足理由律服务于形而上学的绝对之物，即绝对之物的存在建立在（由笛卡尔式的上帝担保的）充足的理由之上，而“非理由律”论证的是非形而上学的绝对之物（为了通过相关主义的检测必须舍弃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其绝对性无非是没有任何理由的纯粹偶然性本身。“所谓绝对之物，正如不可知论者所理论化的那样，不过是‘可能以别的方式存在’这一可能性本身”[3]。“非理由律”进一步被梅亚苏严格化为“事实论性”（facticity）原则，即作为绝对偶然性的事实性的优先性原则。“我们必须将事实性转换为事物的真正属性，正是由于这种属性的存在，世界上的所有事物，以及每一个世界的存在都是非理由的，且它们因此都有可能毫无理由地变成其他的样子。我们必须把握住一点，即理由的终极的缺席——我们称之为‘非理由’——是一种绝对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属性，而并非我们的知识之有限性的标志”。[4]通过激进化贯彻的事实论性原则，梅亚苏断言其可以突破相关主义的循环，因为绝对的偶然性最终会肯定相关主义本身的偶然性，即“相关主义本身设定了关联的事实性，由此证明事实性是绝对的偶然，最终同意存在一个独立的实在”[5]。“思辨唯物论声称，为了继续无视关联的必然性，我们必须知道它的偶然性是必然的。换言之，如果我们对事物的必然性一无所知，这不是因为必然性是不可知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仅有偶然性是必然的存在。所谓绝对，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事实：一切都必然地是偶然的或‘没有理由的’”[6]。这种对于绝对之物的事实论性原则或非理由律的认识，梅亚苏称之为“理智直观”（intellectual intu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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