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亚苏是巴迪欧的爱徒,在本书的序言中足以看出他对梅亚苏的“抬爱”。《有限性之后》这本书是思辨哲学事业的一部分,其重新催生了对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思考。
这部短小的论著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哲学(或
“思辨”,借用作者自己的话)事业的一部分。此书试图对那个催生了康德之批判哲学的问题进行溯源式的再思考。康德为这个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可以说将整个思想史一分为二。休谟(Hume)将之清晰地构建为与自然法则之必然性相关的问题。感性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个世界我们所知的一切,或者说,我们认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但既然这一感性经验并不能为自然法则之必然性提供任何保证的话,那么自然法则之必然性这一所谓的必然性究竟源自何方呢?
《有限性之后》这本书是思辩哲学事业的一部分
正是休谟惊醒了康德独断论的迷梦(未经反思就把理性认识当做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加以接受),休谟认为既然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感觉经验,那么“自然法则的必然性何以可能?”康德认同于“我们一切所知都来源于感觉经验”但是他认为“必然性”不来源于“感觉经验”,而来源于先验的“认识形式”即数学形式。这种先天的“认识形式”使得我们的“感觉经验”与其保持一致,说到此处牛顿爵士疯狂点赞,并扔给我们一本《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综上,康德得出的结论是“必然性”不来源于我们的感觉经验的“接受”,而来源于普遍性主体(超越性主体)的“构造”(就是先验的“认识形式”),他便以此(超越性建构+经验性接受)回应了休谟的诘难。康德区分了“经验性接受”(感觉经验-偶然性)与“超越性建构”(认识形式-必然性),这为后世哲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换言之,康德在此立下了一个界碑,没有思考到这一步的哲学都被称为“前批判哲学”,而后世哲学基本都是沿着康德的理路推进下去的,但是梅亚苏却给出了不一样的解答。
他直面硬刚了康德、休谟、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哲学家都面对的问题——“绝对”如何可能?(“不可能”如何可能?)这些哲学家的回答都被梅亚苏视为“相关主义”而拒斥,即我们必须依据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来建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一定程度上,之前所有的哲学都可以说成是用这种“相关性”偷梁换柱般地置换了哲学的真正对象即——“绝对”。
梅亚苏通过一个简单的问题揶揄这些相关主义哲学家们:如果我们不存在,那么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一个没有主体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没有所谓的“先天认识形式”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康德告诉我们绝对(物自体)不可认知,理性不能僭越其思维的范围(梅亚苏形容为一个我们永远出不去的、透明的玻璃盒子)而处理物自体,因此“绝对”成为了信仰的领域(巴迪欧形容为虚幻的灵性营养剂,这说明了理性(思辨)的无能,而为“信仰”开启方便之门。)而梅亚苏所要做到就是以思辨之力(思想无需借助外物,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推动自身)一以贯之来通往“绝对”。梅亚苏最核心的命题(我们且先不论他是如何用其思辨本体论(数学本体论)向我们证明的)就是——只有一件事是绝对必然的,那就是自然法则的偶然性,即本书的标题所说的“偶然性的必然性”。
绝对的必然是存在的,根本的偶然是存在的,我们能够思考存在的东西,而且不需要依赖一个康德所说的、被假定存在的建构性主体,不需要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和碎片,其类似一种投降主义的无病呻吟,不需要神仙佛道等宗教信仰的虚幻营养剂,我们只需要思辨自身的力量,就能通达“绝对”(梅亚苏要论证的正是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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