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可以假定形而上学来源于神话。小孩对于碰痛了他的“坏桌子”生气。原始人力图平息那威胁他们的地震恶魔的怒气,他们匍匐在甘雨之神面前,感恩戴德。这里,我们遇到的是自然现象的人格化,是用类似诗歌的语言表达人对环境的感情。神话的遗产一方面传给了诗歌,诗歌有意地产生和加强了神话对人生的影响;另方面它又传给了神学,神学把神话发展成为体系。那么,形而上学的历史作用又是哪一种呢?也许从系统的、概念思维的方面看,我们可以将它看作神学的代替物。在这里,神学的(被假定为)超越的知识来源被自然的、却又被假定为超验的知识来源所代替。仔细审查,仍然可以在不断变更的外衣后面辨认出与神话相同的内容:我们发现形而上学的起源也是出于需要表达人生态度,表达人对于环境,对于社会,对于他所献身的事业、对于他所遭逢的不幸的感情反应和意志反应。这种态度照例不自觉地表露在人的一言一行中。它也深深刻在他的面容上,有时甚至表现在他的步态上。现在有许多人怀着一种欲望,要想超越这些现象,创造一种表达他们的态度的特殊方式,使他们的态度可以更洗练地,更深入地被人们看到。如果他们有艺术才能,他们就能创作一件艺术品来表达自己。许多作家已经表明过他们怎样创作一件艺术品的风格和手法来显示基本态度(例如Dilthey和他的弟子们)o[在这方面,人们常用“世界观” (Weltanschauung)这一术语;由于这个术语的意义含混,常常混淆态度与理论的区别,而这一区别对于我们的分析说来又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我们宁肯不用它。]这里对于我们的考察最重要的只是:艺术是表达基本态度的恰当手段,形而上学是不恰当的手段。当然,我们并没有必要坚决反对一个人利用他所喜欢的任何一种表达手段。但是说到形而上学,我们发现有这种情况:通过形而上学作品的形式,形而上学冒充它本来不是东西。我们所说的形式,是指把一套陈述当作前提和结论联系起来的形式,那就是理论的形式。这样就产生了理论内容的虚构,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种内容是没有的。不仅读者,连形而上学家本人也都怀有一种幻想,认为形而上学陈述总谈了点东西,总描述了一些事态。形而上学家相信自己是在攸关真假的领域里旅行。而事实上,他并未断言任何东西,而只是表达了一点什么,象一个艺术家一样。说形而上学家自己欺骗自己,这并不是因为他选择了语言作为表达媒介,选择了叙述句作为表达形式;因为抒情诗人做的也是一样,而并不陷于自欺。形而上学家却用论证维护他的陈述,他要求人们同意陈述的内容,他驳斥持不同见解的形而上学家,在他的论文里力图驳倒对方的主张。但是抒情诗人并不企图在自己的诗里驳倒其他抒情诗人诗里的陈述;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在艺术的领域里,不是在理论的领域里。
也许音乐是表达基本态度的最纯手段,因为它与客体完全无关。形而上学家努力想在一元论体系中表达的和谐的感情和态度,在Mozart的音乐里更清晰地表达出来了。当一个形而上学家在二元论的体系里用语言表达他对人生的二元的、豪迈的态度时,岂不是因为他缺乏Beethoven的才能,不能用适当的手段表达这种态度吗?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相反,他们有的是在理论环境里工作的强烈爱好,是联结各种概念和思想的强烈爱好。但是形而上学家既不在科学领域里发挥这种爱好,又不能满足用艺术表达的要求,倒是混淆了这两个方面,创造出一种对知识既无贡献、对人生态度的表现又不相宜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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