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系系统学（二） (5-1)

不过，亨尼希也的确曾应征加入了德国国防军。1942 年，他在东部前线负伤后，先是在德国的害虫（昆虫）防治部队服役，后来又辗转前往希腊，在战争快结束时又迁移到了意大利，并在那里被盟军俘虏（Dupuis, 1990, p. 407）。正是在意大利北部的这段时间里，亨尼希完成了《基础》的初稿。这份如完整书稿一般厚重的手稿，写满了一本厚纸板装订的意大利笔记本，"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在长期稳定的环境中才能完成的写作"（Schlee, 1978, p. 381）。由于战后德国的纸张极为短缺，该书推迟到 1950 年才得以出版。这迫使亨尼希不得不提前以两篇论文的形式发表了其思想的核心要义部分，这两篇论文分别于 1947 年和 1949 年刊布在他本不抱希望出版的期刊《研究与进步：德国科技通讯》（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Nachrichten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上。亨尼希之所以选择这一渠道，很可能是为了将“系统学”本身作为一门主流科学，而不仅仅是把它视作替生物学各个分支服务的一门辅助性科学。他认为，每一门科学都是从对感兴趣的现象进行“排序”和“分类”开始的（Hennig, 1947, p. 276），从这个意义上讲，“系统学”可以说是所有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Hennig, 1950, p. 4）。对于生物系统学而言，这更具体地说明了它的愿望绝不仅仅是发现自然界的秩序。更重要的，是将现象世界“合理化”，即用理性思维的工具——也就是“逻辑”的工具——来解决自然界中显而易见的多方面的问题。由于篇幅有限，亨尼希不得不在这些早期文章中使用重点突出、简明扼要的论笔体形式，这一点在他 1950 年出版的系统著作中是无法得到体现的。不过，在这两篇早期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亨尼希对新术语的偏爱，其中一些术语最终成为了“谱系系统学”中家喻户晓的常用术语。这种引入新专业术语的冲动源于亨尼希对“系统学”的“精确语言”（Präzisionssprache）（Hennig, 1949, p.138）的追求。在“系统学”中，关键术语必须完全消除歧义。这类科学语言的消歧化（disambiguation），是当时仍十分流行的逻辑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形式逻辑作为数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则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证。因此，亨尼希冀望于 "在‘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意义上 " 实现“系统学”的数学化，并再度声称：这必将是所有真正科学的目标所在（Hennig, 1949, p.138）。“普遍数学”，即用纯数学（逻辑）术语来描述世界，这是一种古老的莱布尼茨式理想；在维也纳学派——这是 20 世纪 20 年代一个杰出的跨学科晚间研讨小组，由维也纳大学的教师组成——涌现出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中，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最为著名。然而，尽管亨尼希在其 1950 年的著作中引用了卡尔纳普的博士论文，但他同时还引用了自然哲学家伯恩哈德·巴温克（Bernhard Bavink）的观点来支持“系统学”的“普遍数学”化（Henschel，1993）。巴温克是纳粹早期的同情者（后来转为批评家）和安乐死的拥护者（Klee, 2003, p. 33）。巴温克曾呼吁道 ，"就德国民族主义运动而言，我放弃了对它的支持（不只是自 1933 年 1 月 30 日以来，而是自命运多舛的 1918 年 11 月以来）"（Bavink, 1933, p. ix）。巴温克对优生学的支持首先基于一种“有机主义”的理解，即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等级结构极其复杂的整体，而各部分则自愿服从整体的更大利益。这反过来又使得他与卡尔纳普等逻辑实证主义者、以及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形成了对立。后者反对这种——在他们看来完全是被误用的——“有机主义”，认为它 "对在整个欧洲日益壮大的专制法西斯主义抱有广泛的同情"（Carus, 2007, p.208）。因此，难怪维也纳学派随着第三帝国的崛起而解散，大部分成员流离失所、避居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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