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系系统学（一） (6-6)

亨尼希的范式改变了关于“系统学”的观念；同时，这一范式对重构“演化（系统发生）”关系的重要性也并非凭空而来。相反，亨尼希回顾了德国生物学家中长期存在的观念论形态学家和谱系系统学家之间的争论；而在希特勒政权兴起和统治的时期，这场争论体现出了极为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内涵。因此，尽管亨尼希仅仅只是作为一个“迟到的局外人”来“参与”这场争辩的，但关于他是否也曾是“纳粹”拥趸的争议，还是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没有确切记录表明亨尼希曾经是纳粹党（NSDAP）的成员，更不用说直言不讳地支持其意识形态了，但作为一个青年，他是该党的准军事化组织SA（突击队或褐衫党）的成员。在他原本洁白的外套上所点缀的这样一个棕色圆点，被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施密特（Michael Schmitt）勉强解释为“一种相当温和的机会主义形式”，这是由于作为一位年轻的研究人员，亨尼希不得不依赖于政府款项的资助以维持生计（Schmitt, 2013, p. 173）。当然，自 1933 年起，德国大学和研究资助机构迅速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接轨。【*】关于亨尼希曾是纳粹分子、甚至是纳粹国防军成员的说法，最初是由泛生物地理学家莱昂·克罗伊扎特（Leon Croizat，1894-1982 年）散布的（见 Platnick and Nelson, 1988, p.415；另见 Morrone, 2000, p.46；Heads, 2005, p.106；Williams and Ebach, 2008, p.95）。克罗伊扎特因其对“谱系系统学”、德国观念论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猛烈抨击而闻名于世。亨尼希传记的作者迈克尔·施密特（Michael Schmit）的研究彻底驳斥了他的指控（见 Schmitt, 2001, 2013; 另见Schlee, 1978; Wiley, 2008），尽管他从未将这些指控形诸文字，也从未收回过这些指控（Platnick and Nelson, 1988, p.415）。克罗伊扎特自己的话最能说明他的指责到底有多么愚蠢。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克罗伊扎特面对着一位“支序系统学革命”英雄的妻子时，他揣测道："亨尼希曾在德国军队服役，并且他还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所以他一定是个纳粹分子。”克罗伊扎特的说法与他这段误解的三段论证一样，是完全无效的。但我们也需要指出，作为观念论形态学家与谱系系统学者之间论争的后继者，亨尼希在发展其观点时所使用的一些资料来源，无可避免地受到了纳粹生物政治学的严重污染——尽管他在其 1950 年的《基础》中小心翼翼地涂抹、掩盖了这种污染。然而，科学，尤其是试图破译演化关系的科学，并不是在无菌实验室的真空环境中，由冷静、超然和不带任何偏见的智性活动来完成的。科学既是一个合作的过程，也是一个竞争的过程，其中的主角都融入了各自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这一点在“演化生物学”这门很容易被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科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 但事实是，在第三帝国时期，研究经费与其纳粹党员身份并无明显的联系：见 Deichman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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