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与数学及上帝（二） (5-2)

但另一方面，就我思的认知而言，上帝和数学的确定性在第一个沉思中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否则，如果上帝和数学已经在第一个沉思中完全建立起来了，笛卡尔何苦还要在后面继续证明上帝的存在呢？何苦还要通过第四、第五个沉思来确保上帝不会骗人从而数学知识具有确定性呢？他又如何把第二个沉思中的我思确定为第一个不可怀疑的支点呢？从这点上来说，在《沉思集》的写作顺序中，我思的出场必须出现在上帝和数学的确定性建立之前。而且在第一个沉思中，并没有引入“清楚、分明”这样的真的标准来确定上帝和数学知识的确定性。

因此，在我思确定之前，感官性的东西，也即物质性东西的存在遭到了确定的怀疑，而上帝与数学则遭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怀疑，这种怀疑并没有被完全坐实。对于上帝、数学与恶魔的关系，这样的处理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数学知识与人类理智的确定性，不让恶魔涉及数学以及人类理智，为论证上帝是保证者留下余地；另一方面，也需要让上帝与数学不那么确定，从而为我思的出场做好准备。由于我思本身并不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所以即便恶魔假设怀疑了一切物质性东西的存在的确定性，也不会影响在第二个沉思中我思的建立。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继续追问，这种看似矛盾的两难反而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为什么笛卡尔就不能像早期的《规则》那样简单明快地处理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呢？毕竟在《规则》里，借助理性之光心灵就可以获得数学知识的确定性，不需要引入上帝，也不需要大写的我（Ego）及我思。这样看来，似乎《规则》对于人类认知和数学的处理反而比《沉思集》更为简明和确定，不需要利用普遍怀疑作为前奏。

然而果真如此吗？我们将看到，普遍怀疑中笛卡尔对于上帝、数学与恶魔复杂的两难处理，其实正反映着笛卡尔对《规则》的自我批判，《规则》里认知外物的方法实际上并不可靠，根基并不扎实。

四、 普遍怀疑作为对《规则》的自我批判

笛卡尔早期的《规则》是本未竟之作。Stephen Gaukroger指出，这本著作的未竟部分并非遗失，而是笛卡尔于1628年放弃了写作。之后他进行了一系列形而上学研究。[17] S.Gaukroger把1629至1630年期间的笛卡尔称之为“一个崭新的开始”。[18]笛卡尔在放弃了《规则》的写作之后一直苦苦寻找“崭新的开始”，这个物理学真正的形而上学基础。与这个崭新的开始不同，L.J.Beck指出《规则》包含很多后来成熟思想的萌芽，但仍处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的影响下。[19]Marion也揭示了《规则》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潜在对话关系。[20]

《规则》丝毫未谈及形而上学/第一哲学以及上帝，那时的笛卡尔认为，凭借一定的数学式方法论就可以获得对于外部世界的确定真知。联系本文主题并对比第一个沉思，我们会发现《规则》包含了两个根本性的缺陷：

1、 需要真正确定数学作为永恒真理的不变基础

《规则》是直接入手讨论数学的优先地位和确定性的，因为它能够统一对形形色色的外部事物的不同研究，而且也是我们凭借心灵就可以获得确定无疑认识的对象。数学并不包含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感官性东西，因而与心灵直接相关。心灵进行认识的第一步就是借助“理性之光”的直观，获得自明的确定性。对此笛卡尔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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