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未来：可塑性、时间性和辩证法（一） (6-5)

从本质上讲，“矛盾”不可能是辩证的，因为它不可能被解决。20世纪早期的黑格尔阐释者通常会注意到这个“发现”。但相反，新一代法国学者——贝尔纳·布尔热瓦（Bernard Bourgeois）、皮埃尔-让·拉巴里埃（Pierre-Jean Labarrière）、热拉尔·勒布伦（Gérard Lebrun）、丹尼斯·苏谢-达古斯（Denise Souche-Dagues）提出，“历史性生成”（historical becoming）和“逻辑性真理”（logical truth）在黑格尔哲学中形成了一个动态的统一体。

诚然，这些研究并没有解决黑格尔主义中“永恒性”和“历史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它们已经充分阐述了这个问题，以至于我不再需要在这里专门论述它。如果我不回到这个问题上，也不会去分析《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Science of Logic）之间的结构关系。

肯定“黑格尔的未来”，首先取决于在我们意料之外的地方提出“未来”的问题。从今以后，可塑性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不可预见”，可塑性概念本身的未来必须被付诸实施。它的可行性取决于一种认识论的成功，这种操作在方法上类似于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定义。

黑格尔的哲学和可塑性的检验：普通意义上的可塑性

按照乔治·康吉莱姆的方法阐述“可塑性”的概念，相当于把一个术语赋予“一种形式的功能”，而这个术语本身在首要意义上描述或指定了赋予形式的行为。

直到18世纪，英语和法语中的实词（substantives）“可塑性”（plasticity和plasticité），以及它们的德语对应词Plastizität才出现在语言中。它们结合了已经存在的两个词，两个词来自同一词根，一个是实词plastics，另一个是形容词plastisch。三个词都来自希腊语词汇plassein（πράσσειν），意思是“塑形”、“塑造”。

作为一个形容词，“plastic”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容易改变形状”、“可塑性的”（比如，粘土是一种“可塑性的”材料）；另一种是“有能力赋予形状，有能力塑造”，比如“塑形外科医生”。这种双重含义在德语形容词plastisch中再次得到体现。这也是格林兄弟编纂的《德语词典》对它的定义。

这些定义有助于阐明这项研究陷入的“阐释学循环”，因为如果不给它一个定义，我们就无法完成“可塑性”一词的构建，在这种情况下，定义者和被定义者就区分不开了。诚然，如果我们要把一个与另一个分开，“外延必须改变”。但这些改变本身就利用了“可塑性”这个词的意义。

可塑性的原生地是艺术领域。塑性是“造型”艺术的特征，首先是雕塑艺术。造型艺术的核心目的是表达和发展“形式”，包括建筑和绘画。因此，推而广之，可塑性意味着“发展”的普遍能力，意味着被自己的文化和教育所塑造的能力。

我们谈论新生儿的可塑性，谈论儿童性格的可塑性。可塑性的特点是“容易顺从”和“灵活”，比如大脑的“可塑性”。然而，它也意味着进化和适应的能力。当我们谈到动植物拥有“可塑性美德”时，我们援引的正是这种意义。

通过类比，我们可以说，儿童是“可塑的”。“可塑”这个形容词虽然肯定与“僵硬”、“固着”和“僵化”对立，但不能与“多态”（polymorphous）混淆，它不等于多态。可塑的东西也可以保持它们的形状，就像大理石雕像一样。一旦被赋予一个构型，它就无法恢复到最初的形式。因此，“可塑性”指的是那些既能成型又能抵御变形的东西。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术语在组织学（histology）领域的进一步延伸。“可塑性”代表生物组织在病变后重新生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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