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未来：可塑性、时间性和辩证法（二） (5-1)

黑格尔的可塑性理念

要构建黑格尔哲学中的可塑性概念，首先需要我们理解黑格尔本人构建这一概念的方式。当我们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三个方面的意义相互牵连。

形容词“plastic”的双重内涵重新出现，一种是接受形式的能力，另一种是产生形式的能力。正是这种双重意义使我们能够把这个形容词本身当作黑格尔式的“思辨词汇”。

第一个方面是造型艺术。“Plastisch”和“plastik”这两个词经常出现在黑格尔对希腊艺术的讨论中，特别是在《美学》中，雕塑被定义为“卓越的造型艺术”。这种更熟悉的“可塑性”意义被援引和扩展，使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他的概念。

于是，第二个方面有了更广的范围和复杂性，适用于那些“可塑个性”或“可塑人物”的实体。在黑格尔的论述中，“可塑性”描述了那些个性希腊人的特质——他称之为“典范性”（exemplarische）和“实质性”（substantielle），这些人包括伯里克利（Pericles）、菲迪亚斯（Phidia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修昔底德（Thucydides）、色诺芬（Xenophon）、苏格拉底（Socrates）——他们是“实质性的个人”，他们伟大而自由，有着自己固有的实质性人格，独立成长、自力更生，如愿让自己成为“是其所是”的人。黑格尔认为：

这种对神和人的完美可塑性的感觉在希腊尤为明显。面对希腊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我们要带着洞察雕塑的钥匙，我们要从可塑性的角度去思考，思考史诗和戏剧中的英雄人物，思考真实存在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否则我们无法从希腊的核心去理解它。毕竟在希腊的美好时代，行动者、诗人和思想家一样，内部和外部都具有同样的可塑性、普遍性和个性。

这些“可塑个性”把形式赋予“具体的精神”（Körperlichkeit des Geistigen）。因此，可塑个性的主题是一个“中间词”，是可塑性在第一方面（雕塑）和第三方面（哲学塑形）之间的中介。

“哲学可塑性”必须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一方面，它描述了哲学的态度，也就是哲学家特有的行为。另一方面，它适用于哲学本身，适用于哲学的存在形式和方式，也就是说，适用于思辨内容展开和呈现的节奏。在1831年《逻辑学》的序言中，黑格尔写道：

可塑性话语（plastic discourse）也需要听众有可塑的接受力和理解力。但是像柏拉图想象中的听众，他们会冷静地压抑自己的反思和意见，迫不及待地表现出“为自己思考的需要”，他们只会关注手头的事情，不能在现代对话中占有一席之地，更不能指望有这种性格的读者。

希腊人的可塑个性因此获得了理想哲学态度的典范价值。这里的可塑性主要指的是哲学主体关注内容的能力，即“手头的问题”，净化掉所有任意和个人的形式。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可塑性”并不意味着“多态”。哲学读者和对话者当然会接受形式，但他们反过来又被引导去构建和形成他们听到或读到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可以与希腊的“可塑个体”相提并论。像那些雕塑一样，理想的哲学家既“普遍”又“个体”，这来自他们从“普遍”概念获得“个体”建构原则的方式，同时赋予普遍以特定的形式。

因此，个人变成了“此在”（Dasein），即精神的“在”，精神被转化为感觉的实体形式。因此，可塑性表现为普遍和特殊相互影响的过程，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被称为“模范个体”的特性。

这些观点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可塑性的第二个内涵。什么是“可塑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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