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文本必然是可塑的文本,这一可塑的文本同样要求一种可塑的阅读。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黑格尔比较了古代的学习方式与近代的学习方式之间的区别。在他看来,古代的方法是一种彻底的“教化”:“对一切现象都加以哲学思考,并因此使自己达到一种完全可操作的普遍性。”【51】这样一种学习方式还不能满足近代的要求。与之相反,在近代的教育中,个体直接面对的是“抽象的形式”,因此,他们所要做的不是像古代人那样把特殊的思想上升为普遍的,而是从普遍的东西中把握到其生动的内涵,如黑格尔所说,把“内核直接呈现出来,把普遍者割裂开,而不是把普遍者从具体的、多种多样的是实存那里提炼出来。”【52】因此,近代的思想应当是流动的思想,也同样必然是更困难的思想,它对近代的读者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通过扬弃一些固定的、特定的思想,使普遍者得以实现并转变为精神。”【53】近代的读者不能将自身固定在无论是偶性的个人主观性还是客观的、抽象的哲学文本里:他们身上需要具有一种流动起来的可塑性。
【51】【52】【53】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p.37.
在这样一种流动的思想中,主体同样转变着它的形态,就像在思辨命题中那样,读者(作为主体)在遭遇外部的文本(作为谓语)之后,已然失去了自身所占据的那一个位置,而当他克服了文本的抽象性、再次回到自身时,他所处于的新位置已然不再是那个原初的起点:由于返回遭遇文本之前的那个自身的不可能性,文本和读者的二连体组合成一个新的主体。因此,在马拉布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哲学命题永远不能被理解,因为它总是与它的读者组成新的二连体,哲学家像藤蔓一样附着在文本上面,每一次的读都生长出新的枝叶,每一次的读都使他不可能再回到起点【54】。但是,既然一种真正的对文本的理解是不可能的,读者如何展开他的工作? 马拉布说:“因为这一理解不是从文本中自然而然得来的,读者必须自行将它生产出来,这意味着读者必须同时成为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主体,一个‘我’……同样的,一个观点,即使是已经写下来的,只有在被读的时候被重写才能达到它思辨意义上的真正意义。”【55】因此,哲学的文本必须被可塑地、而非被动的阅读,而可塑的阅读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写。在像偶性一般出现的文本面前,读者的主体性被迫向这一偶然的外在敞开,并由开启了文本与读者双方之间“可塑性”的过渡性空间:“那赋予实体以自决的运动并建立了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同一性的可塑性,是在阅读中被体会到的。这正是‘绝对知识’所言的知识。”【56】
【54】L’avenir de Hegel,p.237.
【55】Ibid.,p.240.
【56】Ibid.,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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