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终结：学术学科应该有目的和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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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目前的学科体系是起源于19世纪的研究型大学的产物 ▹

如果我们连自己想去哪里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抵达目... ▹

曾经带领我们取得进步的策略，可能不足以引领我们走... ▹

原文：Should academic disciplines have

both a purpose and a finish date?| Aeon Essays

当今，很多形式的知识生产似乎都面临着终结。人文学科危在旦夕，已达到财政和大众撤资的临界点，而新的人工智能项目等技术进步可能会超越人类的智力。随着新闻媒体式微，极端政治运动对客观性的概念和科学进程提出了质疑。我们很多知识生产和认证体系已经终结或正在终结。

我们试图通过论证知识项目面对其终结是有益的甚至是可取的来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被迫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从指控气候变化“骗局”到假设人文学科学位是“无用”的，学术界内外的知识生产者都面临着挑战，他们得阐明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以及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人为或外力强加的前景能帮助我们明确学术研究的目的和终点。

我们认为，现在是各领域学者围绕“研究目的”调整自己工作方向的时候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默许经济功利主义或党派效忠的逻辑，这些逻辑对21世纪的制度所造成的极大破坏已得到证明。但是逃避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大学能继续作为知识生产可行的空间，那么各学科的学者就必须能够明确自己的工作目标——部分是推进“有用知识”的启蒙工程，部分则是保护自己免受公众和政治上的误解。

我们的《知识的终结：艺术和科学的结局与终点》(The Ends of Knowledge:Outcomes and Endpoints Across the Arts and Sciences)(2023年)一书向我们发出了今天应如何理解知识的终结的疑问。单个研究项目（例如果蝇实验、诗歌鉴赏或创建大型语言模型）与各学科目标定位的关联性是怎样的？从物理学到文学研究，从行动主义到气候科学，我们都要求从业者思考其工作的目的、宗旨和终点（研究项目完成的时刻）。这些答复在确定知识的目的及其看得见的价值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共同点。

作为启蒙运动的学者，我们从这个开创了生产、共享和知识应用的诸多模式的时代汲取灵感，将目的和终点交织在一起。启蒙思想家在呼吁建立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和组织时，将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相结合，同时将终点理解为必须是可实现的宏伟目标。17世纪初，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呼吁重新开启知识生产，并重新思考这项工作的目的。他在《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年)中写道：“最大的错误是错置了知识的最终目的。”他后来写道，“知识的‘真正目的’不是职业声誉、经济收益，甚至不是对学问的热爱，而是‘生活的应用和益处，是以慈善的方式改善和引导生活’。”培根主张结束重视辩证论证和演绎逻辑的中世纪教育课程——经院哲学，并创作了《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年)，这是全世界几代人努力找寻新“目的”的蓝图和开端。人们一般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是科学革命的起源。

启蒙运动由此为一种知识生产观的终点如何成为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范式的起点提供了一种样本。文艺复兴时期，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的分裂和衰落催生了一系列取而代之的哲学。多玛斯学派和苏格拉底学派的冲突、复兴的希腊教义的不足、玫瑰十字会(Rosicrucianism)和卡巴拉(Kabbalah)令人不安的神秘主义，甚至是柏拉图主义未能为亚里士多德描绘的现代的、全面的替代方案，都促使培根等思想家从其他领域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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