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测量和数学并不能证明科学的份量,只能确保看起来像是科学,如果一个科学理论的假设或结论是荒谬的、错误的,就应该受到质疑,最终驳回它。然而,经济学这门学科目前被护身符般的数学权威蒙蔽了双眼,导致很多理论被过分看重,却没有经过严格的检验。
罗默并不是第一个详细批判数学滥用的人。1886年,《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指控经济学误用了物理科学的语言,用数学公式来掩盖墙体背后的空洞。又过了一百年,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的《经济学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1998)和罗伯特·尼尔森(Robert H Nelson)的《作为宗教的经济学》(Economics as Religion)(2001)纷纷站出来打抱不平,用麦克洛斯基的话来说,经济理论中的数学主要用来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瞧,我多么科学。”
大萧条之后,经济科学未能保护我们的经济,这一点再次变得无法忽视。200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上用数学滥用倾向的分析来阐释这一问题。“依我看,”他写道,“经济学界误入歧途,因为经济学家这个群体误以为披上一层光鲜亮丽的数学外壳就是真理。”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家“热衷于炫耀自己的数学水平”是“酿成行业败笔的关键因素”。
对数学滥用的批判并不局限于宏观经济学。2014年,斯坦福大学金融经济学家保罗·弗莱德尔(Paul Pfleiderer)发表了论文《盲从分子:理论模型在金融与经济学中的滥用》(Chameleons:The Misuse of Theoretical Models in Finance and Economics),启发了罗默对数学滥用的思考。弗莱德尔提醒人们注意“盲从分子”的普遍性——经济学的模型“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性表现得模棱两可”,用“精妙的数学”代替了经验准确性,弗莱德尔的态度和罗默一样,也希望经济学家能借助更加直接、易懂的语言来论证,“建模,”他对我说,“现在已经到达了仅仅因为你能提出一个模型,论证就具有有效性的地步。”
不仅仅是个别古怪的金融家如此,整个经济学界都为空洞、浮夸的理论所魅惑,尽管这些理论似乎很荒谬。所有这些人,这些数学,怎么可能都错了呢?这是我刚开始关注数学滥用和现代经济科学摇摇欲坠的根基时的感受。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宗教学者,我发现我好像曾经见过这种情形——在古代中国对占星学的态度中,那时,官府在星星的数学模型上耗费了巨大财力,为了评估这些模型,官员不得不依赖少数真正懂数学的专家,这些专家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甚至没法就如何评估模型达成一致意见,当然,尽管人们普遍相信这些模型会改善中国人的命数,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用。
历史学家丹尼尔·摩根(Daniel P Morgan)将要出版的书《早期帝制中国的占星学》(Astral Science in Early Imperial China)中提到,古代中国和西方世界一样,最有价值的数学都投入到了神学中——他们的说法是“天”(我们则是“市场”)。就像占星术和数学曾经在西方是同义词一样,中国人谈论的是历法,在早期词典中的解释也是“计算”、“数字”和“秩序”。历法模型像宏观经济学一样被认为对善治至关重要,在中国国学经典《尚书》中,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尧在把帝王禅让给舜时,提到了一项职责:“尧说:‘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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